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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的诗句是自然天成的。他的诗固然离纷纭复杂的社会人生的表象远了一些，但他贴近的是安静自得的宇宙生命的本真状态。这恰是诗的最为真实的，也是最好的状态。
摘 要：顾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影响的朦胧派诗人之一，其诗歌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可是现行的几部当代文学史教材对顾城诗歌的艺术特性没有给予恰当、充分的评说。
关键词：顾城 诗歌 价值和意义 文学史书写
顾城是朦胧诗派的重要诗人。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常识。现行的几本当代文学史教材在叙述新诗潮的发展时，都把顾城与舒婷、北岛相提并论。但是，顾城为什么重要？顾城诗歌的意义究竟何在？顾城仅仅是作为一个“应运”而生的诗人，非常“巧合”地溶入了新诗潮的历史进程，成为其中壮其声势的一员？还是其诗歌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的诗学意义？关于这一点，至少在我目前有限的阅读视野里，没有看到哪怕是差强人意的答案。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只对诗人创作的一般情况及思想倾向作了极为简略的介绍，温儒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作为新诗潮的“代表诗人”舒婷的创作态势，对顾城的诗歌创作做了这样的论述：“而顾城则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在经历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失败尝试后很快放弃了对光明的寻找……以逃避的态度转而去寻找自己眼中的童话世界，去创造一个与世俗世界相对立的美好幻境。⑴（P253）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用了相对“较大”的篇幅（其实也就是一章中的一节，有千字左右；而论述舒婷的文字要多出三分之一强）论述顾城及其作品。在集中分析《一代人》时，只是指出这首诗对于“文革岁月的隐喻”，以及意象的“简约、自然”等。⑵（P201）对于顾城诗歌艺术特色没有深入地探讨。要知道，这几本文学史教材是目前内地高校使用率最高的当代文学教本。很显然，这些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年后学很难由此对于刚刚过去的影响极大的诗歌历史得到客观真实的了解，甚至产生难以预想的不必要的误解。不能不使人伤情，使人忧心。
固然，一部当代文学史需要论列的内容极多，不可能面面俱到；篇幅有限，不可能每个作家、诗人的作品般般涉猎。但无论如何，在朦胧诗的叙述中忽略顾城，犹如在新月诗的叙述中忽略朱湘，在九叶派的叙述中忽略穆旦，都是对中国诗歌史的不可小觑的误读。而这实在不能假之于书籍的篇幅，自当别有因缘。
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简史》之《自序》中说：“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图画，小景之中，形神自足。”⑶（P1）上述三部文学史应该讲篇幅都不在小，但给人突出的感觉是，内容之“节略”。尤其是对如顾城这样重要诗人的介绍，大致流于如冯先生批评的“姓名、流派之清单”。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我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史的观念；
第二，文学体裁的观念；
第三，文学史家的观念。
先说第一点。
文学史的观念，即什么是文学的历史。其实质又在于如何理解什么是文学的根本问题。
中国文论历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与强调“神”、“情”、“气韵”两个传统。但是，前者往往因为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与默许而占支配地位，后者成为次要的、在野的平衡力量。这种观念不仅影响着创作者的创作态度，也深深地影响着文学史的叙述，进而反过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般群众的文学观念。
应该说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观念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比如，当代文学基本改变了以往的以文学的方式叙述“政治”的套路。也就是说，写作者不再以“诗”言“政治”了。人们可以在作品中说他们想说的话，表达他们想表达的观点。这无疑是文学观念的一大进步，也无疑地推动了文学史的进步。所以，我们的大学课堂上可以有不同版本的文学史教材，编撰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进行各自的取舍与言说。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经历二十年的发展，反映在文学史的叙述上，关于文学的观念仍旧停留在“载道”、“言志”的老路上。变了的只是所言之“道”与“志”的具体内涵。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家的保守与胆怯。 让我们回到上述几本文学史对于顾城诗歌的讨论上。洪、温二书都是试图从诗歌的思想意义上把握顾城作品的特点。陈思和认为以《一代人》为代表的顾城诗歌是对“民族命运的自觉承担”，⑷（P201）显然也是同一思路。而顾城诗歌的艺术魅力，或者说艺术特质恰恰不在它的“思想性”上。从这方面书写文学史，舒婷诗歌的特点就要突出而且容易把握得多。
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当然离不开思想文化的内涵，即其个人或社会意识形态因素。但是，一部文学史是不是文学“思想”史呢？也就是说一部文学史主要地应该书写什么？是书写者在作品中传达的思想、观念抑或其它信息？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诗人的理解是看他（或者她）在作品中说了什么？同是朦胧派诗人的顾城与舒婷，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作品的思想倾向的不同？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从“传释学”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的意义，指出读者“读一首诗、一篇小说所得的整体美感经验”，“并非手——饼——手的过程，不是作者的手用一个盛器（作品）把饼（内容、信息、志、道）交到读者手上”，“许多作品真正能感染激荡读者的有时其盛载的思想并不深刻；这里并不是说思想不重要，只是说思想只是美感经验的一部分而已”，接着申述道：“伟大的思想，如果没有经过艺术其他层面的气脉化，根本不能发挥出来（教堂里牧师传的道我们往往不愿称之为文学，便是这个原因）。”⑸（P126）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学史恰恰是从“寻找光明”、“承担命运”、“放弃”、“逃避”等诗歌所传达出来的思想信息评价顾城诗歌价值的。这样，写进文学史的是诗人的“思想”，而不是“思想”被“气脉化”了的诗歌艺术。那么，顾城作为新时期有着特殊性的诗人之价值从何谈起？我以为，我们应该有一部“个性化”的文学史。这样的文学史，一方面呈现的是作家、诗人的艺术个性——一个有价值的语言艺术家在“诗艺”上的特殊性；另方面，文学史也应该呈现文学史家的批评个性，对批评对象的独特感受与言说。
顾城诗歌的价值恰不在思想性上。就其诗歌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性，思考政治人生的深刻性而言，顾城不及北岛；就诗歌风格折射的人生姿态的“可靠”性，情感方向的“可信”度而言，顾城不如舒婷。顾城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在属于自己的万花筒般的小天地里——其实也不小，从星月、宇宙，到无名的小花，从幻想、梦痕到小巷、雪人，顾城诗歌的题材全在自己冷静的眼光和敏锐的心智触及的范围之内——创造出令人惊艳的色彩斑斓的“诗艺”的奇葩，把同时代的其他诗人远远地甩在后边。
顾城是个感觉至上的诗人。他用灵魂去感受，用心去观察。他说：“因为宿命，我们不能接近他们（诗的世界）。我们困在一个狭小的身体里，困在时间中。我们相信习惯的眼睛，我们视而不见，我们常常忘记要用心去观看，去注视那些只有心灵才能看到的本体。”⑹（P399）顾城并不是宿命主义者。他隐约地直觉自己的生命是为诗歌存在的。他要拨开时间和身体的帷幕，发现如此安静而美丽的诗的天空。“土地是弯曲的／我看不见你／我只能远远看见／你心上的蓝天”（《土地是弯曲的》）、“在大路变成小路的地方／草变成了树林”（《分布》）、“我喜欢一根投出的长矛／一棵树上的十万片叶子／大地密集的军队”（《自然》）、“那个女人在草场上走着／脚边是短裙／她一生都在澄蓝的墨水中行走”（《试验》）、“一只船累了／在拥挤的波浪中／慢慢下沉”（《一只船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