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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它们构成《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怱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出郭门相视，但见丘与坟”……被钟嵘推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的这些“古诗”中，却有多少个字用于这种人生无常的慨叹！如改说一字千斤，那么这里就有几万斤的沉重吧。它们与友情、离别、相思、怀乡、行役、命运、劝慰、愿望、勉励……结合糅杂在一起，使这种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欢乐少有、悲伤长多的感喟，愈显其沉郁和悲凉。
行行重行行，与君相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匆复道，努力加餐饭。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征夫怀远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曹氏父子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曹丕）；“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自顾非金石；咄唶令人悲”（曹植）。阮籍有“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陆机有“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刘琨有“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王羲之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陶潜有“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他们唱出的都是这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种思绪，同一种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所以“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说得干脆、坦率、直接和不加掩饰。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永恒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审美魅力而千古传诵，也是与这种思绪感情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可分的。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连大批的上层贵族也在所不免。“徐（干）陈（琳）应（┝酰ㄨ澹皇本闶拧保倩还螅昕躺ヂ洌茇Р苤惨捕贾换盍怂氖辍！！！！！＜热蝗绱耍鲜黾榷ǖ拇场⑹挛铩⒐σ怠⒀省⑿叛鲇植⒉辉趺纯尚趴煽浚蠖际谴油饷媲考痈嗣堑模敲锤鋈舜嬖诘囊庖搴图壑稻屯幌殖隼戳耍绾斡幸庖宓刈跃醯爻浞职盐兆≌舛檀俣嗫嗄训娜松怪岣宦悖阃幌殖隼戳恕Ｋ抵噬媳曛咀乓恢秩说木跣眩丛诨骋珊头穸ň捎写潮曜己托叛黾壑档奶跫拢硕宰约荷⒁庖濉⒚说闹匦路⑾帧⑺妓鳌盐蘸妥非蟆Ｕ馐且恢中碌奶群凸鄣恪Ｕ蛭绱耍攀鼓切┕铩叭松欣帧钡氖谌菀踩圆煌诤笫栏苤鳌６鞔吕吹拇蟛糠钟判闶凑窃谡庵秩松刑局惺惴⒆旁滩刈乓恢窒蛏系摹⒓だ诵牡囊庑髑楦校浅惺茏挪煌木咛迨逼诙饔胁煌木咛迥谌荨Ｔ凇岸跃频备瑁松负巍钡紫碌模恰傲沂磕鼓辏承牟灰选钡睦湘鞒に唬ò卜绻堑娜松耸怯肫浣üα⒁怠翱犊嗥苯岷辖蝗谠谝黄鸬摹Ｔ凇八郎啻笠樱癫煌丛铡焙竺娴模恰叭呼ニ洳尾睿饰椅薹切隆保笸荚诖笞匀坏幕潮е腥フ已叭松奈拷搴驼芾淼陌蚕ⅰＦ浼淙缯济康牟痪欣穹ǎ怠⒂兰蔚摹案д聿荒苊拢褚露莱は搿保交ⅰ昂纹诎倭陡眨浦溉帷保蹒┑恼伪撸加幸欢ǖ木咛寤谌荨Ｕ捎谟姓庵帜谌荩闶顾健叭说木跣选泵挥辛饔谕翘葡粒徽捎谟腥说木跣眩攀拐庵帜谌菥弑秆跎疃取！妒攀住贰⒔ò卜绻恰⒄贾渲钡教赵鞯淖酝旄瑁匀松⑸赖谋瞬⒉皇谷诵乃ティ喾矗竦玫那『檬且恢志哂幸欢ㄅǘ鹊幕星椋蚓驮谡饫铩�
如前所说，内的追求是与外的否定联在一起，人的觉醒是在对旧传统旧信仰旧价值旧风习的破坏、对抗和怀疑中取得的。“何不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与儒家教义显然不相容，是对抗着的。曹氏父子破坏了东汉重节操伦常的价值标准，正始名士进一步否定了传统观念和礼俗。但“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终于被杀头；阮籍也差一点，维护“名教”的何曾就劝司马氏杀阮，理由是“纵情背礼败俗”。这有刘伶《酒德颂》所说，当时是“贵介公子，缙绅处士。。。。。。奋袂攘襟，努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蜂起”，可见思想对立和争斗之改变。从哲学到文艺，从观念到风习，看来是如此狂诞不经的新东西，毕竟战胜和取代了一本正经而更加虚伪的旧事物。才性胜过节操，薄葬取替厚葬，王弼超越汉儒，“竹林七贤”成了六朝的理想人物，甚至在墓室的砖画上，也取代或挤进了两汉的神仙迷信、忠臣义士的行列。非圣无法、大遭物议并被杀头的人物竟然嵌进了地下庙堂的画壁，而这些人物既无显赫的功勋，又不具无边的法力，更无可称道的节操，却以其个体人格本身，居然可以成为人们的理想和榜样，这不能不是这种新世界观人生观的胜利表现。人们并不一定要学那种种放浪形骸、饮酒享乐，而是被那种内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风神吸引着，感召着。人在这里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这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了尊敬和顶礼。是人和人格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
当然，这里讲的“人”仍是有具体社会性的，他们即是门阀士族。由对人生的感喟咏叹到对人物的讲究品评，由人的觉醒意识的出现到人的存在风貌的追求，其间正以门阀士族的政治制度和取才标准为中介。后者在造成这一将着眼点转向人的内在精神的社会氛围和心理状况上，有直接的关系。自曹丕确定九品中正制度以来，对人的评议正式成为社会、政治、文化谈论的中心。又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