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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晚娘也有她自己的想法，她一方面要弄死前妻的儿女，让她独占，他方面可仍旧要敷衍她的丈夫、邻居，而博得一点名誉。所以她主要的作风是“一面瞒，一面打”，─—事实上历来晚娘惯用的方法，往往是阴性的虐待，譬如饿饭，虐使，暗毒，……等等。她不希望这些讨厌的小东西明明白白地在她手下打死，而暗暗地计划着使他们慢慢地磨折而死。磨折死的没有杀人罪，尸身上没有外伤，手干脚净，丈夫和邻人看了没有闲话，也许当死的那一瞬间，晚娘还可以挤出一点眼泪，来点缀一下升平。
中国人懂得晚娘哲学，学会了“一面瞒，一面打”的方法。这种作风一经家传，奉行不悖，右手打人，左手按住被打者的嘴巴，你假如顽劣—点，从指缝里漏出—点喊声，那就打得更凶，或者简直处死，因为这就构成了有罪，“损害了晚娘的尊严”。
晚娘作风，滔滔者皆是，而今而后，被打而又不肯不哭喊者，其将永无噍类乎？
1941年
从杜鹃想起隋那
郭沫若先生在《蚯蚓》（九月十八日本报副刊）里提起了杜鹃的侵略性，这使我从已经快要淡忘了的记忆里想起隋那（l749…1823）的事来。
知道杜鹃是“天生的侵略者”的不多，知道最初发见这事实的隋那这个名字的似乎更少，对于这位人类大恩人的冷淡，鲁迅先失曾在一篇杂文里发过一点感慨：我们看看自己的臂膊，大抵总有几个疤，这就是种过牛痘的痕迹，是使我们脱离了天花的危症的。自从有这种牛痘法以来，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但我们有谁记得这发明者隋那的名字？（《鲁迅全集》六，页一四三）鲁迅先生感怀于屠杀了千万人的拿破仑被后人崇拜为英雄，而救活了万万人的隋那为后人所漠视，所以他说“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还是要毁坏，人们还是要吃苦的”。这句话，奇妙地使我联想到将“天生侵略者”的杜鹃当作赞美之对象的中国的诗人。
隋那发见杜鹃鸟特殊生态于前，发明牛痘法于后，在十九世纪初叶，他也是一个不为“正统派”科学家所重视的天才。他青年时代在故乡高洛士打州的乡村里偶然对于小鸟的生育状况发生兴趣，一直到一七八七年发表震动学术界的《关于杜鹃的报告》，这中间废寝忘餐，对于这种小鸟的生育状态，作了普遍而深入的调查与研究。他发见了杜鹃把自己的卵偷偷地生在雀类的空巢里面，甚至他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雀类，而使它的卵色变化。到小杜鹃由它义母孵成之后，它又天生了一对特别有力的翅膀，孵化后不满一二天，眼睛还没有开，它就会把雀雏背在自己翼上，轻轻地爬到巢边，而把它的义姊妹们摔死在巢外！对于这秤特殊残忍性格的揭发，在当时英国的学术界引起了各种的反对和嗤笑，可是，尽管 Charles Creighton教授们将他的报告斥为不值一笑的胡诌，丝毫也不足以动摇他调查与研究的信心。─—同样，最初发明牛痘的时候，不，一直到牛痘法正式为英国医学界所采用，他得到英王的褒奖，甚至到他临终的时候，反对牛痘接种的呼声还是甚嚣尘上。但，千百年后，反对真理的黯然无光，而隋那尽管不为世人所知道，他已经“不知道救活了多少的孩子”了。
主观主义的空想和科学精神的钻研，是永远不相容朗南北两极。不清除主观的独断，不养成调查的风气，我想，“人们还是要吃苦”的。
到明年正月，已经是隋那逝世的一百二十周年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
宿草颂
编者先生写信来告，说《野草》已经出到第三年了，你应该写点文章，我重新把零星收到的几本杂志集出来，翻了一遍，茫然地望着每期印在封面上的那一棵小草。
看到这棵小草，我就奇妙地想起了山羊，这典故，举凡读过《华盖集续编》的人都知道，不需要多解释的。
野生的小草，似乎是注定了给山羊们做食料的，山羊们吃饱了野草，才能在“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锋，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领着那些“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的胡羊，“挨挨挤挤，浩浩荡荡”，“稳妥平静地走”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但，同时也似乎是注定了的讽刺：尽管有“畜牧家偶尔养几匹”山羊，“作为胡羊们的领导”而“并不杀掉他”，可是被养的仅仅“几匹”，加上年老力衰，不能领导了的时候，是否不被杀掉还是不能担保，而野生的小草呢，那是只要有土地，一定要生长，一定要蔓延的，山羊吃不完，野火烧不尽，在荒凉的沙漠里，不也会造成一个绿洲，来使旅行人随喜么？
山羊和野火尽管凶狠，这一棵野草却居然生存了两年了，不仅在谷草枯索的的时候，我们在未曾死绝的大地上点缀了—点有生气的绿彩，对那些志得意满的山羊们作了一个“我们还活着”的抗议，在不留意间，我们也居然开出过几朵奇花，使旅人们感到欢欣，使山羊们感到不快，韩康药店的故事，不是脍炙人口，使大家认清了西门庆们的面目，而预示了他们的结局了么？“经一事，长一智”，豢养出羊之风，一天天的进步，挂铃铎的山羊，也一匹匹的增加了，相不可避，被吃也是不对免的，但是，野草是漫山遍野，生根在中国的大地上的，试问你有多少山羊，能吃尽全中国原野上的野草？
生存了两年的草。可以说是“宿草”了吧，白居易不是说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话吗？─一而我们，可以自负是“冬莳”的草，我们是十一月出土，在风雪中萌长的。
—九四二，十二。
论肚子问题
皮肤是用以感觉的，脑子是用以思想的，肚子是用以消化的——这是中学生的常识。但是现在假如有个人说，肚子也会想问题的，那我想一定有人会觉得为荒诞不经，和太不合科学了吧。
其实，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是因为它永远反对一成不变，永远不满足于公式教条的原故。说“肚子会想问题”这句话不科学吗？这就因为你脑子里的思想脱离了和肚子相关的实际，而变成了“纯思想”的原故，脑子的确是管思想的，但是谁在使它想呢？这就是肚子。
说“肚子会想问题”既不是诡辩，也不是笔者的创见。譬如宗教信仰，这都是属于思想——脑子问题的范畴吧，那么，马钉路德不早就说破了吗？“什么是上帝，就是我们的肚子！”
举马钉路德的例子也许太僻，那么举眼前的例子吧。长春的守将曾泽生为什么“起义”的？郑洞国为什么投降的？谁使他们发生这种“起义”和“投降”的想法？表面上看来当然是蒋介石强迫他们“撤退”的“手令”，可是深一层想，使他们发生这种“起义”“投降”的思想而终于转化为行动的，不就是这四万五千多人的肚子么？新华社长春观察家在评述蒋介石“手令”的时候说：“这个手令的种种不通，画出了蒋介石的张惶失措。当时长春的国民党守军虽未全成饿莩，也已和饿莩差不多”了。“差不多成了饿莩”的军队怎么能“突围”一百七十五英里呢？“手令”的“种种不通”处在此，“差不多成了饿莩的守军”与尚未成为饿莩的守军的差别处也在于此。蒋介石的“手令”、“军纪”、“制裁”之类，对于还没有“成为饿莩”的将官和士兵，多多少少还可以起一点作用，可是对于“差不多已经成了饿莩”的这四万五千多人，就不仅一点正面的作用也不起，而且相反起了反面的作用了。事后外国报纸上评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说：“长期的饥饿影响了守军的士气”，士气是什么？是作战精神，是一种属于脑子范畴的精神状态，于是这也就等于说，使他们决定起义和投降的不单是脑子而且是肚子了。
我们相信唯物论的人，任何一件抽象的事情都可以——也都应该把它归纳到物质的根源。而其实，每一个不尚空谈而尚实际的人，不一定要懂得唯物论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的，譬如说“饥饿影响到士气”，“要打胜仗一定先要给士兵吃饱”，这些都已经只有蒋介石之类的人才不懂的常识，换言之，就是饥饿要影响士气，肚子要指挥脑子。可是再进一步，假如说肚子不仅要指挥抽象的思想，而且要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行为、态度、习惯、仪表、礼貌，……那么不经过“科学的”说明，也许又有人会不相信和不赞成了。很多人将“性格”解释做运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