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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一出口，大家就听出他的中气是很足，嗓门也大，但是他克制着，他的话听起来很和缓，但其实很硬扎，没有一句客套，也没有一点要请教的意思，甚至没有一点隐讳：“今天的会不必开长。这样的会开长了也没有意思，欢迎不欢迎我反正都得来。我看这样，办公室下个通知，开个两级干部会，把全镇下属各单位的负责人都集中到镇里来，镇革委会所有负责人都参加。报到时间就定在下个星期一。”
镇长说完就宣布散会，随即就起身走出会议室。既没有问副镇长有没有什么补充，更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会议正式开始到结束，前后不到十分钟。
其他的人一时呆在座位上没有动。大家面面相觑，觉得这回有点“来者不善”。有道是“十个癞痢九个哈（音ha，同‘蛮’）”，这回恐怕是遇上一个难剃的癞痢来了。
副镇长脸色铁青。跟镇长的这头一回交手，他明显是输了。镇长毫不客气轻易地就把会议的主动权夺了过去，等于把他晾在那里。末了他冷冷地一笑，他对自己在镇上的绝对地位还是有信心的。
镇长第二天上班就坐在镇革委办公室，一直看着办公室主任把会议通知起草，油印出来，又分装信封邮寄出去。然后又吩咐要一个一个单位打电话，保证不能缺漏一个人。电话要做记录，他回头要核实的。
三
又是公函，又是电话，应到的人全部到齐。其实不这样，人也到得齐的，除非哪个遭了天灾人祸。那年头，乡镇干部指望开这类会，就像伢儿指望过年，说的就是：口里没有味，开个现场会。
但这一回副镇长却有了别的心思，会议后勤，由他具体负责。他通知办公室主任，新镇长来了，要有新的作风，开革命化的会，会议伙食按最低标准办，以往都是在财务规定的范围外再增加一笔开支。这笔开支跟规定的经费比，是大头，出处最后都分摊给下属各个单位。各单位的头都来了，分享了这开支的结果，他们都很乐意，因为理由很正当。副镇长这回不增加这笔开支的理由也很正当。办公室主任心领神会，但心里有些打鼓：副镇长这一手很绝，明摆着是要坍新镇长的台，却让你恨得想咬他也找不到地方下牙了。
镇长听汇报的时候却说，要得，就要这样。听口气不像是反话，倒似乎是正中下怀。镇长后来又让把租用的客栈退掉，把镇革委的办公室都腾出来铺了干禾草，让参加会的人全部打地铺睡在这个老祠堂里。厢房不够，镇长自己带了镇革委机关的干部就睡在堂屋里。好在这祠堂有些规模，参加会的连工作人员一起不足半百，勉强挤得下。只是吃和拉有些问题。祠堂做了镇革委机关后，在屋后加了个院子，建了食堂和厕所。先前主要是供机关的人使用，现在一下子加了许多人，自然就难以满足需要。镇长说，革命化么，就化彻底些。这样的困难有什么大不了的，尿就滋在墙脚上，拉屎和吃饭，分批。凡事妇女优先。
大家觉得新鲜，倒没有几个有怨言。报到的当天夜里，一屋子男女嘻嘻哈哈，荤的素的，笑话不断。
第二天起来大家都变了脸色。不晓得从何时起，祠堂外布了岗哨，背了真枪实弹的民兵，不准一个人进出。屋子里的几只摇把电话也都摇不出声音，明显是有意切断了线。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正要闹，镇长一下从什么地方站出来（他夜里不晓得什么时候出了祠堂），身后跟了两个武高武大的带枪的民兵。他清了清喉咙，压低了声音说，大家不要乱，哪个作乱莫怪我不客气。老子今日就是来专政的。你们这帮家伙，共产党叫你们当干部，你们一件好事不做，不是扒灰就是作奸。把男人轰出去上水利，自己就去糟踏人家老婆女儿。镇上我是来了些时候的，你们各人做的好事一桩也瞒不过我。这回我让你们自己交代。老实交代了没有事。哪个要打埋伏，我拆他骨头。现在都去吃早饭，吃完了，回到各人铺上写交代。交代一个出去一个。一日不交代，一日不准出这祠堂门；一辈子不交代我就让他坐穿牢底。莫想带口信，莫想串供。两里路处我就派了岗、除了雀子跟老鼠，哪个也过不来。
这些年，大家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没有见过做过。自己对别人做得，别人也就对自己做得。理是没有讲头的，镇长将来时，大家就听说是有些来头的。倒不是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是因为县革委主任看重他。
县革委主任是“三结合”后从军管部队留下的，又是刚成立的省革委主任的直接下级。就是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但也还有一句话：“好汉不吃眼前亏。”
不满三天，大多数人都写出了交代。那三天里头，整个祠堂里死气沉沉。镇长派了民兵，轮流在各人的铺前来回逡巡。堂屋和厢房里只有一片轻轻的翻动引起的禾草的窸窸声和笔尖在纸上的划拉声，偶尔夹杂着一二声咳嗽和叹息，有人放屁引起了嗤笑，但立即就止住了口。夜里，才有人做恶梦，从地铺上跳起来，鬼哭狼嚎。值夜的民兵，哗哗地拉动枪栓，又压抑下去。
白天，镇长在食堂的仓库里清出了个角落，等着一个接一个来送交代的人。他不着，让交代的人自己念。他闭起眼睛一边听一边拗椅子。那个人念完了，他才睁开眼，说：“行，材料放在这里。你可以回去听候处理。”三天后，祠堂里只剩下镇革委机关本身的几个人。副镇长一直咬紧牙，黑了脸，仰在自己的地铺上，用无言表示最高的轻蔑。妇女主任和办公室主任也都没有动静。镇长并不跟他们打照面。到第四天上午，他让民兵把妇女主任带到食堂仓库里来。好长时间，他一言不发，闭着眼睛，专心地拗他的椅子。妇女主任则隔了桌子坐在他对面，低着头捻自己的衣角。这几天她也没有认真梳洗，披头散发，面色蜡黄。先前的风骚劲一点看不到，像一棵霜打了的菜。
镇长终于开口，说：“别的我都不想问，只问你一件事，有一回你开妇女会，讲计划生育，动员大家上环，有人担心上环出事，难受，你说，你就上了环，一点事没有。你一个大闺女，上环做什么？”妇女主任抬起头，愣愣地看了一会镇长，忽然“哇”地一下哭起来。这几天，因为副镇长的顽抗，她也一直硬撑着。现在，她实在撑不住了。
妇女主任随后就交代了自己的错误事实。镇革委没有干部宿舍，家不在镇上的干部要在镇上过夜就睡办公室，妇女主任没有成家，就只有住在镇妇联办公室，在床铺和办公桌中间挂张帘子。副镇长的家在镇下面的生产大队。他平时很少回去，也在自己办公室搭了张床。逢到别的干部都不在的时候，他把祠堂大门一关，同妇女主任就做成了夫妻。妇女主任起先不肯，到底受了他的培养，却不过情分。他说，这是对她最好的再教育……
镇长打断她的哽咽，说：“你不必讲那么细，不要前言也不要后语把刚才讲的这段写下来就行。”
妇女主任刚出门，办公室主任一头撞了进来。他已经在门外等了多时。他两只脚索索抖着几乎要下跪。镇长让他坐，他坐了几次也没有坐稳，屁股老是不得落实。他牙齿“格格”地打着战，结结巴巴地求镇长高抬贵手。他说他胆子小，做不成什么事情。年轻时冒失过一回，到如今一想起来就心惊肉跳。他把那次冒失写在了纸上，作为交代：那时候他刚到镇上，做民政工作。有一回。一对在他手上打了结婚证的新婚夫妇来找他，说是圆房三天了，就是成不了事。那时正是正月里，镇政府很多人都还没有来上班。中午他在镇上的一个亲戚家里喝了很多酒，胆子正是麻的。他就突然心血来潮，对那男的说，你在这里待着，我给你老婆检查一下，就带了那女的进了自己的宿舍。那时候的人百分之百相信政府干部。相信干部，也就要相信政府；相信政府，也就要相信干部。那男的也就老老实实地等。那女的也就老老实实地让他检查。他检查的办法很实在，就是把那件事做一遍，算是试验。试验结束，他大汗淋漓地把那女的带到男的面前，说，没有问题，通了。过了一个月，夫妻二人居然带了礼来谢他，说是他们那回一回去就果真成了事，现在怀上了。他涨红了脸不敢再看他们。他是罪该万死，利用了革命群众对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