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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没有开口的胡青接过老伴的话：“那天晚上本来是她男朋友去接她的，小伙子是民警，路上学雷锋做好事，送一个在路上昏倒的老头去医院挂急诊，晚了那么几分钟，就没有接到凤英，就那么几分钟……”她也说不下去了。
那兰拿出一张照片：“这个人，你们有没有印象？”
两人盯着“仓颉大师”米治文的病榻照，一起摇头。那兰又拿出一张图片，胡青皱眉道：“这个不是照片……这上面的人，和刚才那个瘦子是不是一个人？就是年轻很多。”她看一眼巴渝生：“以前巴队长也给我们看过。”这是一张打印的画像，是市局技术人员用电脑绘图分析程序，根据米治文现在的相貌，制作的一张回溯到三十年前的“青年模拟像”。画像上的米治文依旧精瘦，但面目斯文，可以算得上清秀。
倪培忠说：“没见过这个人。和凤英交往的人里，肯定没有这样一个人。”
倪氏夫妇走后，那兰怅然若失，巴渝生劝慰说：“可以想象当年老陈的心情了吧，三十年无数次的查访、询问，无数次的碰壁。”
“至少，这次并不是一无所获。”那兰若有所思。
“哦？”
“他们两个说的和以前并没有矛盾，但有个细节不知道能不能算一个突破口。”那兰低头翻看着陈玉栋留下的那本记载着血巾案最初历史的“工作记录”，“当我问到，有没有人欺负过倪凤英，她有没有结交过什么坏人，老两口不约而同地看了对方一眼。也许他们只是随意看一眼，也许两人之间有什么心照不宣。”
巴渝生微微点头：这是那兰做为心理师的敏锐。
“所以，我想找另一个‘合作态度不好’的人谈一谈。”那兰指着笔记本上另一名字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那兰来说，犹如古生代。过去听父母聊起旧事，知道那个年代民风质朴单纯，革命觉悟高，很难想象会有不止一个人在公安人员调查重案时“合作态度不好”。这另一个态度不好的受访者名叫莫丽雅，根据陈玉栋的记录，她是倪凤英生前最亲近的朋友，从小在一个大院长大，算得上今日的“闺蜜”。
现今的莫丽雅已是半百的妇人，也早已搬离了大院，陈警官的记录里有个两年前更新过的地址。那兰不得不敬佩陈警官对这个案子的尽心竭力，这么旧的一个线索，也一直在关注。
找到莫丽雅的时候，她刚下班回家，那兰在楼下拦住了她。莫丽雅梳妆有致，看上去比她实际年龄年轻了许多。她听那兰说明来意，细腻的脸皮立刻耷拉下来：“你们怎么没完没了的呀？那个姓陈的老警察前两年还刚和我联系过呢。我该说的早就在三十年前说了，你们这一遍遍的问又有什么用呢？”
那兰听她的声音，不响，但高高地吊在高音域上，极不自然。她知道自己不能说出倪凤英尸骨被发掘的事，微笑道：“我是来替陈老师向您道歉的，当初一定是他年轻气盛，不会说话，把您惹毛了。”
这么一说，莫丽雅反倒露出一丝带歉疚的微笑：“那倒没有。你看这些警察，一个案子这么些年破不了，还反反复复问那些老问题。”
“我们有了些新的线索。”那兰取出青年米治文的画像，“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莫丽雅看了一眼，不屑地摇头：“这就是他们的新线索？上回联系我的时候，那位老陈警察就让我看过了。没见过，一点印象都没有。”
那兰收起画像，微笑道：“真正的新线索，其实就是您。”
莫丽雅脸色又变冷，那兰说：“倪凤英失踪，是整个系列案件的第一起，也是最受重视的一起。案件发生的时候，江京还是一个极少有恶性刑事案件的太平世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时的人们，觉悟都很高，都会和公安人员很配合。偏偏当事人倪凤英最亲近的人，她的兄嫂，和你，都被描述成‘合作态度不好’，这是巧合吗？还是另有隐情？我想老陈警官也不是没有想到过，只不过你们不可能有嫌疑，就算有话不说，他也没办法。等后面几起失踪案再发生，注意力又从倪凤英的案子上转移走了，你们的合作态度问题也被忽略了。我想了很久，你们三个人恰好都蛮不讲理的可能性不大，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同时‘不合作’，所以从心理学上有一个解释，就是压抑后的反作用。有些话，你很想说，但知道不合适，强压着不说，对外表现出来的是近乎‘不讲道理’，其实流露的是潜意识里的渴望表达。所以，我来了，洗耳恭听。”
不知多久，两人就这么在楼下静静地看着对方，从莫丽雅不停变换的面色看，那兰的话击中了她。终于，莫丽雅说：“你这个小姑娘看上去文文静静的，心眼儿还挺多，还挺会算计人。”
那兰笑笑说：“我只是个爱猜谜的小书呆子。”
莫丽雅的脸皮再次放舒缓，四下看看后说：“跟我上楼进家里谈吧。”
“那些我忍着没说的话，”两人在沙发上坐下后，莫丽雅又磨蹭了一阵，终于开口，目光有些僵硬，“我当时觉得，和凤英遇害本身关系不大。”她又沉默了好久，说，“刚开始发现凤英失踪的时候，我甚至认为凤英是主动消失的，如果说出我知道的那点事，反而会对凤英不利。”
那兰静静地等着莫丽雅继续说下去。她再次踌躇片刻，忽然问：“你不需要做记录吗？”
“不用的，我只是个帮助警方调查的技术员，不是负责案子的警察。”那兰知道，通常人们看见奋笔疾书做记录，说话就会更谨慎更含蓄，对获取信息反而不利。
莫丽雅看上去果然更自在了些，说：“有件事，凤英只对我一个人提起过。而且当时发了誓，谁也不能告诉的。那时候我们都在纺织厂上班，有一天在澡堂洗澡，我发现凤英的背上有一块新鲜的红印，还有些血泡，就问她怎么回事儿。她开始还支支吾吾，说不小心撞到哪儿了吧，我说你别骗我，这一看就是烫伤的。她这才和我说了实话：前两天她和她嫂子有了口角，她嫂子在气头上用烧热的熨斗把她烫伤了。我当时就起了疑心，凤英性子特别好特别软，绝对不是那种惹是非和家人吵架的人。于是又追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突然就哭了起来。
“凤英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一直和哥哥一起过，后来她哥娶了媳妇，他们还在一起住，在她进厂上班前，都是她哥哥供养她。平时看上去兄妹俩挺不错的，但是那天凤英告诉我，她哥哥和嫂子对她的虐待，从很早就开始了。她哥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脾气上来的时候会动拳头，倒还谈不上难以忍受，结婚后那嫂子动手不多，但说话尖酸难听，给凤英加上一层精神折磨。凤英的性子本来就软，因为没父母疼爱，从小就对哥哥有情感上的依赖，又念着哥哥拉扯她长大的恩情，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们搞这个的一定知道，她这样反让兄嫂二人变本加厉。当天在澡堂里，她让我看她的身上，那些平常不露出来的地方，比如胳肢窝下面、脚底板、腿的内侧，都青一块紫一块，还有结了痂的伤疤。
“我当时惊呆了，说你怎么这么面啊！你即便还不了手，你也要揭发呀，你的男朋友小范不是民警吗？凤英说，这怎么可以？这是家里面的事，长兄为父，哥哥教训妹妹，也不算犯法吧，我难道希望我哥被抓到监狱里去吗？他就是脾气坏些，我嫂子就是人尖酸点，也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坏蛋哪！我就希望快快和小范结了婚，搬出去不和他们整天在一起，就好了。
“她这观点我不同意，但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错，就说，小范人看上去不错，但结婚可是大事，仓促不得，不过你是得离这家子越远越好，比如搬到外面去住。凤英好久不说话，好像对我的建议有些动心。”莫丽雅叹了口气，把怅然的目光收回，看着那兰，悲哀写在脸上。
“后来呢？”那兰问。
“没有了，完了。不久她就失踪了。”莫丽雅看着那兰仍充满质询的双眼，“我知道你的疑问，这么重要的线索，为什么当初不告诉警察。其实我差点就要说出来了，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知道会不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那兰点点头：“你知道不会是倪培忠夫妇作案，因为失踪的当晚，有证人见到他们，证人就是你、你们一家，倪培忠和你父亲是老邻居、老朋友，那天在你们家下象棋，胡青也在和你妈聊天儿，直到倪凤英的男朋友着急地找到你们说没接到她。我想，你的第一个反应是，凤英逃走了。”
“可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