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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那些心慈手软的人，动不动就来这么一句：“南山那鬼地方，哪怕是我的仇人我也不忍心让他去住！”
这话听上去让人觉得恐怖，好像南山不是一座山，而是青面獠牙的鬼。站在山脚望上去，土黄天青，山崖峭立，真有些鬼姿鬼态。可这个“鬼地方”却是南山人的全部。
事实上也没那么难，世世代代都住过来了。白天有太阳，晚上看月亮。该吃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也笑，也哭，也争吵，也做爱，也离婚，也生儿育女。总之都过着一样的日子。因此，南山人对上面那句话是相当反感的。反感过了头，就不仅不觉得自己苦，还腾出心思去同情别人。他们说：“陕北那地方真不是人过的，挑担水回来要两头见黑。”或者：“新疆去不得，一阵风吹来人就被沙子埋住了！”可陕北和新疆毕竟都太遥远，南山属大巴山系，很粗糙地耸立在四川省东北部，关于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他们也只是听说而已。这种同情基本上失去了对象，显得很没意思，因而南山人不再为天下忧，只去同情镇上的人。
镇子名叫泽光，下十五里山路，再沿清溪河上行十里就到了。南山人对泽光镇是熟悉的，每逢尾数是三、六、九的日子，他们就下山赶集，对镇上人的脾气，他们摸得太透了。镇上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瞧不起山里人，但那实在没啥了不起，单是车马声喧，也能把人的耳朵吵聋！他们虽然可以天天吃肉，但谁能说清他们不是吃的瘟猪肉？南山顶上一个姓桂的屠户，就专门收购瘟猪，剖成肉条子，冷场热场都往镇上送。南山人只有过年过节或家里来了亲朋好友时才能吃肉，但猪是他们自己喂的，他们就像熟悉自己的家人一样熟悉猪的底细……想到这些，南山人往往一掌击在大腿上，叹一声：“嗨，镇上人真可怜！”
情绪最激烈的要算王安。
王安一般不参与乡邻的议论，只等大家把话说淡了，他才来一句总结：
“谁要我去镇上住，八抬大轿也抬不去！”
这句总结把乡邻们想说的都说尽了，于是大家附和几声，起身，拍屁股，回家或者下地，骂骂咧咧地照顾孩子和老人，沉默如石地侍弄庄稼。
王安是山里的教师。
整架大山上，只有一所学校：南山小学。如果你有山区旅行的经验，如果在你觉得根本不可能有人居住的山坳里突然发现一所孤零零的学校，从学校里传出并不整齐却很卖力的读书声，你心里不可能没有一点反应。南山小学就是这样，它卧于山腰，背靠山崖，另三面都是萧索的田地。山脚的人历来都是去镇上读书，南山小学只负责接纳山腰和山顶的孩子。这所学校非常古老，据说是清王朝末年一个秀才捐资修建的。那秀才是南山有人烟以来在考场上唯一中榜的人，家里也有田产。按这样计算，南山小学就有百年历史，比泽光镇中心校早了半个世纪。百年间，它被烧过，被砸过，但风风雨雨都挺过来了。
十八年前，它一直是木屋，黑迹斑斑，穿眼漏壁，整个屋架往操场一边严重倾斜，看上去就像提着一条腿随时准备跳跃的人。教室只有两间，每间教室里至少坐两个以上班级。各年级教师各上各的课，彼此没有门户，声音窜来窜去的。低年级学生一走神，就侧着耳朵听高年级的课，听不懂，就对高年级学生多了一层敬畏。高年级学生也会听低年级的课，自然是看不起，觉得那么小儿科的玩意儿，还值得翻来覆去地捣腾？十八年前的那个夏天，镇政府让山里人自己筹资，自己动手，把学校翻修了，将木屋变成了砖墙，且用炸药雷管把后山移走一部分，面积扩大了，有多少个班就修了多少间教室，看上去真有几分气派。
南山人觉得，这厚实的土砖墙要管好多年的，在这好多年之内，南山子弟可以坐在里面安安心心地读书了。
王安就从南山小学毕业，后来去县城念了中学。像他这个年纪的山里人，无一例外都外出打工，王安没去，他得过小儿麻痹症，左腿比右腿短了几公分，出去也没人要。王安那年已整整二十岁，二十岁的南山人即便没结婚没生育，也有了对象，但王安没有。谁家姑娘愿意嫁给一个看不到任何前途的跛子？
王安所在的村子，叫兴塘村，与北面的学校相隔仅三里地，且都是沿着弯弯曲曲的大堰走，爬坡上坎的时候不多。农活做完了，王安就去学校玩。
学校有啥好玩的？操场是块小小的土坝，只需过个周末，上面就长满乱草。没有篮球架，也没有乒乓球台。而王安就喜欢去，去了还只能在操场上转转。那时候，加校长在内，学校共有三个教师，都不喜欢王安，尤其是校长杨传民。杨传民五十多岁年纪，一生勤勤恳恳，最看不上的就是游手好闲之徒。杨校长觉得王安就属那类人。另两个教师，一个姓靳，一个姓胡，靳老师总认为王安到学校来是显摆的，他们三个虽然年龄悬殊，却都只是初中毕业，而王安读过高中。既然靳老师这么说，胡老师就认为靳老师的话对。
因为不喜欢，三人从不请王安去办公室或者寝室坐。
可是有一天，王安自己进了他们的办公室。
学校跟普通农家一样，修的是高门槛，王安那天带着谦卑的笑，两手扶着门框，先把那条短腿迈进去了，再身子一斜，把长腿迈进去。山村小学无等级之分，校长和普通教师都在一间办公室，当时三个人都在，都很不愉快地盯住他。他走到那张松木拼成的办公桌前，从裤兜里掏出一包香烟——王安自己不抽烟，那包烟是头场专门请人带回来，等着这一天用——很不灵便地启了封，抽出一根来，双手递过去，再抽出一根来，双手递过去。三个人接了他的烟，脸色好转了。没有多余的凳子，胡老师把自己的凳子让给王安坐，王安摇着双手推辞，脚底下没站稳，差点倒地。
三人的烟还没点上，王安就急匆匆地说：“杨校长，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杨校长觉得新鲜，眯着眼睛望着他。
“我想在操场上修两个乒乓球台。”
杨校长笑了一声：“你娃！想钱想疯了？我告诉你，别说修乒乓球台，就是做条板凳我也拿不出钱给你。”
王安说：“有钱就给我两个，没钱就不给，我无所谓。”
这话听上去像王安家发财了似的，可山里人谁不知道他家穷得叮当响呢！他小时候得病，父母借了不少钱，后来读书，又借钱，背了一屁股的烂账，嫁他姐姐的时候，只杀了只兔子招待客人，山里人至今说起来都红眼睛，而他王安说话还这么大口气！
杨校长把一截弯曲的烟灰抖掉，生硬地说：“既然这样，你愿意搞就搞。”
王安果然动手了。前些天，他家的猪圈垮了，反正暂时也没钱买仔猪，父子俩都没心思立即去把它修好。猪圈建在一个斜坡上，砖头垮进了下面的竹林里，王安将砖头捡进背篼，抽空往学校里背。他给父母亲撒了谎，说修一个乒乓球台，杨校长答应给他十块钱。父母想这已经不少了，十块钱要买差不多十包盐呢。至于猪圈，反正把猪拦住就算数，竖几根青冈棒也行。
因为是孩子用，王安把乒乓球台砌得很低，这也刚好让他的砖够用。他没干过这样的活，不过也没什么难的，调上灰浆，把砖砌上去就可以了。上面的台子，他先横几根木棒，再厚厚实实地铺上稻草，用尽量平展的几块石片子压上去。
那段时间，简直是孩子们的节日，台子还没成形，他们就把乒乓球拍做好了，都是找一截废弃的木板，用弯刀削出一个把子。三位教师冷眼旁观，觉得王安到底是个不务正业的人，孩子们却不这样看，口口声声叫他叔叔，不断地问什么时候才能做好，课间休息也要问上数十次。
只要不耽误农活，王安就要忙碌到天黑透了才一瘸一拐地回家。其间，他的手被瓦刀拉了条口子，回家途中掉进了冰冷的堰渠，不过这些事都是农人经常遇到的，没什么大不了。
竣工的那天，杨校长把他留了下来。杨校长避开两个教师，单独把他请进了自己的寝室，从口袋里摸索出五块钱来，对他说：“我没想到你娃心那么硬，为挣钱啥事都忍得，但我没多的钱给你，只能给你五块。村小都是被中心校管起来的，学生的书学费按人头全部上缴，我们的工资也由他们发，根本就没一分钱的办公费。你总不能因为修了两个乒乓球台又去找村民捐钱。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