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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却落入政委更有力的手掌之中，绝难逃脱。清队时那次不过把我从笼子里放出来，这边却早下一道网了。幸亏县中学校长是山西大学六五届学生，为人正直，经历也有一段坎坷，很同情我，便仗义牵线把我介绍给另一个县的小学教师——也是由外地分配来的大学生。经过许许多多曲折，我嫁给这位大学生并因此调出Ｏ县，去往 K县，虽然彻底得罪了那个政委，却从此也了结了我这长达十年、不堪回首的苦难。
十八
我这男人老实厚道，待我很好。但我对于前夫的那种感情却很难再现。那不仅是初恋的纯情，更是一种崇拜才有的圣洁，以及全部生命的投入。一个人只能有一次这样的崇拜，一旦破碎，永难复生。特别是文革结束后，我前夫被落实政策开追悼会的消息传到南通，不到十天，他母亲便死去。我对人生才算真正地大彻大悟，此生此世不再可能崇拜谁了，因为我经过崇拜的毁灭和毁灭的崇拜。我能在这两种毁灭中活下来，是我平生最大的幸运，当然也是最大的不幸！
被崇拜者搞垮崇拜者，是一种心灵屠杀！
附
放纵与歪曲
新闻报道和纪实文学都离不开真人真事，都必须忠于客现事实，都需要使用采访的方式，但采访后，一是报道出去，一是记栽下来。前者不是文学，绝对是不允许虚构；后者属于文学，允许虚构。纪实文学来源于真人真事，它是靠事实写作的，小说是靠想象写作的；小说可以任意虚构，百分之百不受约束和限制地虚构，但纪实文学只能是‘有限的虚构”。它有故事，有人物，像小说，但不是小说，“纪实小说”这概念是不能成立的。这里所说的“有限的虚构”，是指在不改变真人真事原型和精神的条件下，为了充实、深化、强化事件与人物，可以虚构，包括虚构的场景、非主要情节和配角人物，增添必要的细节等等。
虚构是纯主现的行为。因此——
小说任其王观；
新闻禁绝主观；
纪实文学不能放纵主观而歪曲客观。
我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不同于一般纪实文学。由于我把事物原始状态的真实看得至高无上，因此在写作中必须将这“有限的虚构”缩到最小。我连配角人物、环境、场景和非主要情节也不去虚构。我把全部力量用在被采访者的身上。我尽量让他们多讲，从中选择最有表现力、最生动、最独特的情节和细节。比如《说不清楚》中那个俄死的犯人贴在自己肚子上的菜单，再比如《苦难意识流》中用吃苍蝇的办法自杀，都是被采访者真实的经历。我用文学家的眼光来挑选细节，而不是以作家的想象去虚构事件。我相信有时生活本身的震撼力无比强大，特别是在这种大灾难的年代。我把采访过程当做一种文学构思。比如我采访《没有情节的人》的主人公，他说他文革中苦苦把自己变成一个“消失”的人，才平安地活下来。我问他用什么办法使自己消失，他说他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影子，没有朋友，没有性格，没有脾气，没有实体。我觉得这些细节还不够精彩，便拼命追问，他终于说出一个细节，说他那时尽量不去看别人的眼睛——因为只有你看别人的眼睛，别人才会把你记住。这个细节连巴尔扎克和福克纳也没有想到过。我便是这样，用真实的材料塑造真实的人物，用被采访者口述的细节去充实他那个形象；就像修复古物，所用的材料必须是那个时代原有的。这样就保持了故事的原生态，同时也具备了文学性。
其次，我十分注重对每一个故事内涵的开掘。在采访中，我特别注意这个故事深层的独特性在哪里。比如在《走出疯狂》的采访中，被采访人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个逍遥派！”我马上就抓住这个故事的独特性——一个逍遥派的典型。这是文革中相当广泛的一类人，他们对文革抱着独特的态度。尽管被采访者更有兴趣谈他做红卫兵时几次被毛主席接见的情景，但我着为诱使他讲出由狂热的革命派走向冷漠逍遥派的内心轨迹，探究人本的根由。我把采访过程当做文学化的过程。
依我来看，纪实文学就是把真人真事文学化。纪是采访和写作，实是真人真事，文学就是文学化。我给自己在本书的写作中提出一个严格的要求，即尽量从被采访者口中调动材料，用以再造故事本身。因此，我才坚信这部作品所记录的历史的真实与心灵的真实。故事来源于严酷的真实，我则要做到真实得严酷。
到底有没有罪？
1966年 30岁 女
T市儿童医院医生
1966年8月26日红卫兵大抄家高潮——整整三天经受非人虐待——用水果刀切断父亲颈动脉——被判“抗拒运动杀人罪”无期徒刑——十二年半的监狱生活——1979年3月2日被宣布为无罪释放
我是亲手杀死我爹的。这你是知道了。
前两天我预备跟你谈，我抑制不住要谈，谁知昨天一夜没睡着觉，原打算今天不谈了。就是啊，一想那事，我爹我妈那天那样，一切好像都在眼前。回忆一次等于脱层皮呀。我血压高，怕自己受不住。想把今天这事推了，可一见到你，我又非谈不可。就是啊，谈出来未必不好。
我的伤痕是无法治愈的。二十年了，到今儿也弄不明白我杀死我爹对还是不对？当初判我无期徒刑，粉碎“四人帮”又判我无罪释放。我到底有没有罪？家里人，哥哥嫂子都说能理解我，可毕竟是我把他弄死的。如果不是我，他身子棒棒的准能活到今天啊。当初我是救了他还是害了他？为什么我一会儿觉得冤枉，一会儿又悔恨自己呢？那时我像是神经错乱了，真有神经错乱那种感觉。弄不清楚，反正乱七八糟全乱了。
1966年8月26号早晨。不不，事情是出在8月28号早晨，26号是我家开始被抄那天。也正是在大抄家高潮时候。忽然砸开门进来一拨中学红卫兵，说我爹是资本家。其实他根本不是资本家，只是祖上留下一所房子，楼下一间住不了的租出去。顶多够上个房产主吧。可那时出租就算剥削，不劳而获。稀里哗啦就全砸了。一家人都赶到过堂上跪着去。我家都是老实人，没见过这市面，全吓懵了。我爹是画画的，解放前一张画送到美国展览过。红卫兵拿着展览证书看。好啊，你们跟帝国主义有联系，里通外国，特务什么的。我们简直吓死了。现在想想，红卫兵，那么点儿的小孩儿怎么就把你们吓成那样。可那是文化大革命呀！我们一条胡同差不多人家都被抄啊砸啊打啊。说弄死你就弄死你，真吓死人啊！又不是一砸了事。一会儿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又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再来一拨，乱抄东西，抄走一拨就贴上一张封条。书呀画呀全弄出来堆成堆儿烧，楼里楼外地冒烟。打26号到28号，天一亮到天黑，我和爹妈三口就给关在屋里拿皮腰带抽，头发全铰了，还一次次架到胡同口跪在地上批斗。不让你有一点闲着。来回来去地折腾，人不是人啦。如果有个地方躲躲就好啦，可躲到哪去？全市都在闹抄家，到处敲锣游街批斗啊，紧张死了，紧张到极点了，所以我们才不想活了。
刚才说神经错乱，就是呀，我们当时并没有想跳楼，可我跟我妈不知怎么都从楼上跳下来了。事先根本想都没想，没路可走，逼到那儿一急，眼前那么一黑，跳下来了。
我大哥二哥住楼下。我爹妈住楼上。我是医学院毕业的，在儿童医院当医生。我是团员，干活拼命，还被评做先进工作者什么的。后来随医疗队下农村累病了，肝炎。回家养病就和爹妈住在一块儿。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家里边这场祸事。那天红卫兵进来大棒子一抢，特厉害啊，好像睡了一夜觉，就变成敌人啦。我们一家人跪在那儿，真不知犯了嘛罪。
到了8月28号，整整三天我和爹妈根本没吃嘛东西，碗都砸了。就是趁红卫兵去吃饭的时候，拿锅给哥哥的孩子们煮点挂面汤。那天夜里，我和爹妈在楼上，心想一夜过去，天一亮红卫兵又要来了。又得挨斗游街没完没了地折腾，心里紧张，又怕，真是没路了，死吧！我们三人商量好一块死。当时楼里电线全切断，大概怕我们触电寻死，黑糊糊。我们三人坐在楼上过堂地板上，商量怎么死法。那天下雨，已经后半夜了。天快亮了，再不能等天亮了，快死吧。我忽然发现地上有个削苹果的小刀，跟钥匙挂在一起，是抄东西时漏掉的。这好像是惟一能救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