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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本好书，实值得由国家来代为出版，代为分配。照中国目前情形，一本好书印行十万到五十万本，总有办法可分配的！国家来作这件事，等于向全国中优秀脑子和高尚感情投资，它的用意是尊重这种脑子并推广这种情感。投资三五千万元，决不为浪费。即或麻烦一点，但比别的设计究竟简单得多，而且切于实际得多！作者若能从这个正当方式上得到应有的版税，国家就用不着在这问题上花钱操心了。
这种种合理的打算，最近自然无从实现。但这对于一个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作者说来，还是不会灰心的。就因为他的工作物质上即无所得，还有个散处于国内的五十万一百万读者，他们精神上是相通的。尽管有许多读者是照我先前说的“无事可作，消遣消遣”，可是一本好书到了他的手中后，也许过不久他就被征服了。何况近二十年来的习惯，比我们更年青一辈的国民，凡受过中等教育的，都乐意从一个小说接受作者的热诚健康人生观。好作品所能引起良好的作用，实在显明不过。我们虽需要国家对于文学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还更需要文学作家自己也能认识自己，尊重自己。若想到真理和热情是可传递的，这个工作成就，实包含了历史价值和长远意义，他就会相信明日的发展，前途为如何远大。环境即再困难，也必然不以为意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作于昆明
论特写
近十余年来，报纸上的特写栏，已成为读者注意中心。有些报道文章，比社论或新闻还重要，比副刊杂志上文章，也更能吸引读者，不仅给人印象真实而生动，还将发生直接广泛教育效果。这种引人入胜的作用，即或只出于一种来源不远的风气习惯，可是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在已成风气习惯后这类作品的真实价值，必然得重估！他的作用在目前已极大，还会影响到报纸的将来，更会影响到现代文学中散文和小说形式及内容。特写大约可分作三类，即专家的“专题讨论”和普通外勤的“叙事”、“写人”。本文只谈一谈用新闻记者名分作的“叙事”。
试就几个“大手笔”的作品来看，就可知他们的成就并非偶然。凡属叙事，不能缺少知识、经验和文笔，正如用笔极有分寸的记者之一徐盈先生所说：要眼到，心到，手到，才会写得出好的报道文章。他说的自然出于个人心得，一般学习可不容易从这三方面得到证实。因为“三到”未必就可产生好文章。同是知识、经验和文笔，在将三者综合表现上得失就可见出极大差别。检视这点差别时，有时可用个人立尝兴趣、或政治信仰、人生态度不同作说明（但这完全是表面的解释）。有时又似乎还得从更深方面去爬梳（即如此钩深索隐，将依然无什么结果）。为的是它正如文学，一切优秀成就一切崭新风格都包含了作者全生命人格的复杂综合，彼此均不相同。能理解可不容易学习，比一个伟大作品容易认识理解，但也比同一伟大作品难于把握取法。
以个人印象言，近十年这部门作品的成就，可说量多而质重，实值得当成一个单独项目来研究，来学习。把四个作者成就作例，可测验一下这类作品是否除“普及”外还有点“永久性”，是否除“通常效果”外还有点“特别价值”？这四个人的姓名和作品是：范长江的《塞上行》赵超构的《延安一月》萧乾的《南德暮秋》及其他国外通讯记事徐盈的《西北纪游》、《烽火十城》、《华北工业》九一八后华北问题严重而复杂，日本人用尽种种方法使之特殊化，南京政府和地方政府却各有打算，各有梦想。国人谈华北问题，很显明，一切新闻一切理论，若不辅助以当时在《大公报》陆续发表的《长江通讯》，是不容易有个明确的印象的。作者谈军事政治部分，欢喜连叙带论。从一个专家看来，可以说多拾人牙慧，未必能把握重心。但写负责人在那一片土地上的言谈活动及社会情况，却得到极大成功。比如写百灵庙之争夺过程，写绥远、大同，张家口之社会人事，写内蒙和关内经济关系，……以及这几个区域日本人的阴谋与活动，都如给读者看一幅有声音和性格的彩色图画。这点印象是许多人所同具的。所以到抗战时期民国二十七八年左右，这些通讯结集的单行本，就经几个朋友推荐，成为西南联大国文系一年级同学课外读物。因为大家都觉得，叙事如果是习作条件之一，这本书宜有助于学习叙事。尤其是战事何时结束不可知，倘若有一天大学生必须从学校走出，各自加入军队或其他部门工作，又还保留个写杂记作通讯的兴趣时，这本书更值得作一本必读书。但结果却出人意外，同学看巴金、茅盾小说完篇的多，看《塞上行》保留深刻印象的却并不多。这本书在时间上发生了隔离作用，所说到的一切事情，年青朋友失去了相关空气，专从文学上欣赏，便无从领会，竟似乎比其他普通游记还不如了。读朱自清的《欧游杂记》，郁达夫的《钓台春昼》，邓以蛰的《西班牙斗牛》，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都觉得有个鲜明印象，读《塞上行》竟看不下去。在这里，让我们明白一个问题，即新闻纪事那时候和文学作品在读者印象中还是两件事。学校中人对于文学作品印象，大都是从中小学教科书的取材所范围，一面更受一堆出版物共同作成的印象所控制，新闻纪事由于文体习惯不同，配合新闻发表，能吸引读者，单独存在，当作文学作品欣赏，即失去其普遍意义，更难说永久性了。
第二种作品与前作相隔已十年，是和平前后哄动一时《延安的一月》。从作品言，作者用笔谨慎而忠实，在小处字里行间隐含褒贬，让读者可以体会。他写的虽不是历史，可得要个历史家的忠正与无私。他的长处不仅值得称道，还值得取法。从读者言，这个区域的人和事，正由于与中央隔离对峙，是国内年青人希望和忧虑的集中点，如今对国人关心诸事能一一叙述，作品成功可说是必然的。
《大公报》记者萧乾，算是中国记者从欧洲战场讨经验供给国人以消息的一人。他明白，重大事件有英美新闻处不惜工本的专电，和军事新闻影片，不用他操心。所以他写伦敦轰炸，就专写小事。如作水彩画，在设计和用色上都十分细心，使成为一幅明朗生动的速写。写英国人民在钢铁崩裂，房屋圮坍，生命存亡莫卜情景中，接收分定上各种挫折时，如何永远不失去其从容和幽默，不失去对战事好转的信心；写人性中的美德，与社会习惯所训练的责任；写对花草和猫犬的偏爱。即不幸到死亡，仿佛从死亡中也还可见出生机。这种通讯寄回中国不久，恰恰就是重庆昆明二市受日机疲劳轰炸最严重，而一切表现，也正是同盟国记者用钦佩和同情态度作报道时。看萧乾作品，更容易引起国人一种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这可说是中国记者用抒情的笔，写海外战争报道配合国内需要最成功的一例。并且这只是个起点，作者作品给读者的印象更深刻的，还应当数随盟军进入欧陆的报道，完全打破了新闻的纪录。用一个诗人的笔来写经过战火焚烧后欧陆的城乡印象，才真是“特写”。虽说作品景物描绘多于事件叙事，抒情多于说理，已失去新闻叙事应有习惯，但迄今为止，我还不曾见有其他作者，能将“新闻叙事”和“文学抒情”结合得如此恰到好处，取得普遍而持久成功的。
但是从教育观点出发，来检查一下这部门作品成就时，个人却和国内许多青年读者有相同印象，对于徐盈先生近十年的贡献，表示敬意。从二十三年《国闻周报》时代，作者带调查性的游记见出一支笔和农村经济关连十分密切。但那时候报纸特写栏，正是“范长江时代”，注意这种有知识有见解游记的人并不多。抗战后，却载出了作者有关西南诸省及后方建设的种种报道，用区域特性作单位，由人事到土地，一一论述，写他的《西南纪游》人事禁忌多，虽畅所欲言，涉及其他问题时，又怕和对外有关，说多了或者反而会为敌伪利用。然而从教育后方年青读者意义说来，作者一支笔实已尽了最大努力。且处处隐见批评，尤其是属于政治经济上人事弱点，和工业技术上两难，从当事方面所报导和牢骚，都能归纳于叙述中，对普通读者为鼓励，对当事方面却具建议性和批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