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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上千万的游客蜂拥巴黎，人们都渴望去看看那副画框中神秘女人的芳容。不论罗浮宫陈设多少惊世之作，《蒙娜丽莎》那里永远是最拥挤喧闹的一角。我也曾夹杂在各种肤色的人群中，隔着三层防弹玻璃的罩子，去争看那迷人的微笑。但被前后左右的游人推来搡去，只留下一团心烦意乱。有关这幅作品的评论实在汗牛充栋，有人甚至用几十万字去解读那嘴角微微的一抿，以致我不想再对此画置喙。我只是留意过史料中一页清晰的记载，达·芬奇作画时为博得商人焦孔多之妻的笑意，曾经花钱雇来一班乐师吹拉弹唱逗乐。由此我更相信一切艺术都具有舞台艺术的特质。艺术家在台前向世人展示的总是经过策划、磨炼与包装的灿烂，而幕后多是平凡的俗闻。
未名社旧影
■ 孙 郁
1
民国年间有多少家出版社存活过，现在已不太好统计了。现代的出版多少受到了日本人的影响，从设计到出版思路，留下了许多异域的痕迹。看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的日记，常常从丸善书店邮购图书，一些重要的文献，是从那里来的。日本的书装帧讲究，译著亦丰，可说是中国了解世界的桥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文人出书，有时亦仿照东瀛的格式，趣味受到一定的影响。对比两国学人彼时的版本，能读出许多意思来的。
我偶看二十年代的出版物，注意到了未名社的书籍。这个文学社与鲁迅有关，相连着一系列文学青年的名字：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曹靖华、王士菁、李何林……有一些书和杂志也是与其有关的，先后出版的有鲁迅著译的《出了象牙之塔》、《坟》、《小约翰》、《朝花夕拾》，韦丛芜的《君山》，台静农的《地之子》、《建塔者》，以及韦素园、李霁野所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烈耶夫、果戈理的作品。《未名社》半月刊及《莽原》半月刊也是那时推出的。关于这个文学社诞生的经历，李霁野曾在回忆录里提及过，他说：
“一九二五年夏季的一天晚上，素园、静农和我在鲁迅先生那里谈天，他谈起日本的丸善书店，起始规模很小，全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以后又谈起我们译稿的出版困难，慢慢我们觉得自己来尝试着出版一点期刊和书籍，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于是就开始计划起来了。”在另一篇文章里，李霁野又写道
“我在1924年7月，翻译了俄国安德烈耶夫的《往星中》，很想向鲁迅先生请教，但又怕太冒昧。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张目寒是先生在世界语专科学校的学生。他说先生喜欢青年人，常感叹少见青年人的翻译或创作，他便把《往星中》译稿送给先生了。我从《鲁迅日记》得知，这是 1924年9月20日。先生第二天便开始看了。 1924年初冬的一个下午，目寒领我去访鲁迅先生。从先生的文章风格看，我原想他对人的态度是十分严肃，令人只生敬畏之心的吧。不料像先生说章太炎一样，他‘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以后韦素园、台静农和韦丛芜也都陆续和先生认识了。 1925年夏季一天晚上，素园、静农和我访先生，先生因为一般书店不肯印行青年人的译作，尤其不愿印戏剧和诗歌，而《往星中》放在他手边已经有一些时候了，所以建议我们自己成立一个出版社，只印我们自己的译作，稿件由他审阅和编辑。那时北新书局已经出版了几种《未名丛刊》，我们的翻译仍然列入这个丛刊，另由未名社印行——社名也就是由鲁迅先生根据这个丛刊定的。鲁迅先生1925年9月30日给许钦文的信说：‘《未名社》已别立门户，有两种已付印，一是《出了象牙之塔》，一是《往星中》。’未名社的工作就从此开始了。”
未名社只存活了六七年，影响却是大的。这个文学出版社刊发的东西，都带有一点半灰色的、不安的情调，艺术手法鲜活，是文人气很浓的精神部落。比如韦丛芜译的《穷人》《罪与罚》，曹靖华所译《烟袋》《第四十一》，李霁野的译本《往星中》，俄国的主观性和惨烈的东西多。那是一个压抑的王国，青年的心借着俄国文人非理性的惊悸，苦苦地讲述着人间悲惨的故事。鲁迅和几个无名的青年很融洽地合作着。到了上海许多年后，依然眷恋着那一群人。未名社的青年人除曹靖华以外，都是安徽人。李霁野生于1904年，韦素园生于1902年，台静农也生于1902年，曹靖华生于 1897年，几乎都是同龄的。这些人中，台静农的创作别具一格，有小说家的风度，不过由于受鲁迅影响过大，反而显得有些拘谨。其余几位在译作上颇下工夫，对传播俄国文学功莫大焉。以同人的方式结社创作，且推出文学精品，那是很令令人羡慕的。
据说未名社先后搬过几次家，最早的办公地址是沙滩新开路11号“破寨”，后迁至景山东街“西花虎洞”。再后又移至景山东街四十号。李霁野在家中保留了这些旧址的照片，看了不由让人生出神往之情。新文学一些重要书刊，是由几个新出山的青年完成的，就视野和境界而言，不亚于当时的名人的。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烈耶夫，托洛茨基介绍于中国，都是开先河的事。不仅对后来文学影响甚巨，对像鲁迅这样的人，亦有深切的撞击，如果不是这些青年热；情的刺激，也许不会接触那么驳杂的东西。韦素园、曹靖华的俄语，李霁野的英文都有优长，这些青年的劳作，带来的是些惊喜的闪光。鲁迅和那几个青年都未料到，彼此的合作都改变了精神的轨迹。
2
由作家们自己办出版物，自编自写，样子类似于作坊。鲁迅身边是一群孩子，艺术与思想都正在形成期，一切尚未定型，脱不了稚气。大家自觉地聚在一个老师身边。张目寒、韦素园、曹靖华都在北大听过鲁迅的课。韦素园本来是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却不好好上课，从东总布胡同跑到沙滩的红楼去。对鲁迅的敬仰是深切的。未名社起初就在沙滩附近，六个成员经常见面。曹靖华在《哀目寒》一文中写到那时的情形：
“未名社开始有六位成员。所谓成员者，是指当时除鲁迅先生出二百余元外，其余每人各出五十元，作为‘公积金’；并‘立志不作资本家牛马’，用自己的钱，印自己的书。有钱就印，无钱搁起，书的内容形式，都认真负责，丝毫不苟。从写文章到跑印刷厂，事无巨细，亲自动手。这是未名社当年的大致情况。”
从目前留下的《未名社》半月刊及《莽原》半月刊看，二十年代北京的印刷条件较差，纸张亦劣，质地远无法与今天比。刊物薄薄的，装帧也朴素得很。每一期的文章不多，质量却是高的。刊物与书的封面有文人的灵动感，是讲究趣味的。编排的体例也搭配得当，诗、小说、随笔参差于此，每期几乎都有译文，质量是高的。这些或许受到了日本书刊的暗示，小巧玲珑，并不贪大。在那样一个枯燥萎顿的环境中，编着一种自己喜欢的杂志，用“其乐也融融”来形容他们几位，也许是恰当的。
好多资料透露了文学青年与鲁迅的交往，策划选题与编辑中的轶事。李霁野就记录过未名社友人常去先生家的情形。鲁迅的怎样谈笑，开心片刻之后能感觉出其中的讽刺与幽默。新文学初期的出版是尝试性的，风格要别于以往，不重复别人。李霁野在《忆鲁迅先生》中感慨道：
“在小小的事情上，先生也往往喜欢和人异趣。记得有一回自己说，这是他第一次试用的。书店的广告先生也不喜欢，往往自己动笔老老实实地写几句。看完我自己拟的一个广告，他说，好的，看了这样广告来买书的读者，该不会骂我们使他上当的，因为，那个广告实在‘生硬’得可以。不使读者上当，这是先生常常用以敬戒未名社的话。先在期刊上发表又行集印成书的，如《君山》和《朝花夕拾》，对于再行买书的期刊的订阅者，先生嘱咐都只收一点印刷的成本，人少或竟送给。我以为从这样一点小小的事，也不难窥见先生著作的良心。
“书面的装潢，也是鲁迅先生首先注意到的。对于书店的随意污损画家的原稿，或印刷时改变了颜色，他都很为愤慨。在一封寄给我的信中，先生有几句这样说：‘《坟》的封面画，自己想不出，今天写信托陶元庆君去了。……近来我对于他有些难于开口，因为他所作的画，有时竞印得不成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