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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夏，我割痔疮住院，《人民文学》的编辑王扶顶着大雨，被浇得通身透湿到病房向我组稿。我已经有四年多没有摸笔杆，并向家人和朋友们多次表白此生再不写小说。但身上的文学虫子还没有全部死光，被编辑的诚意一感动，就心活手痒，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
1980年初，我到北京文学讲习所进修，有幸摊上了秦兆阳老先生做我的指导老师，得以近距离地聆听大编辑家的教诲。有一次南方一个刊物催稿甚急，我用大半夜的时间赶出了短篇小说《狼酒》，第二天早晨讲习所通知我，带着新作去见秦先生。当时我犹豫了一会儿，最初是不敢带《狼酒》去见先生的，自己知道它是什么成色，怕让先生失望。可手边又没有别的新作，只好硬着头皮拿它充数。秦先生让我在他的书房里随便翻书，老人家默默地先把《狼酒》看了一遍，然后拿起铅笔看第二遍，这一次是边看边写，有时写在我的稿子上，有时写在旁边的白纸上。我神经紧张。不知老先生在写些什么，却又不敢凑过去看。
直到先生看完第二遍，才招呼我坐到他对面，上来并没有批评我，只是就稿子论稿子，先分析《狼酒》里的人物，哪儿该加什么，哪儿该删掉，才能使人物性格的发展更合理。接着又剖析我的故事，指出结构该怎样调整，哪一段该提到前面来，哪一段往后挪……三下五除二，连我自己都觉得《狼酒》面目一新了。那天整整浪费了秦先生大半天的时间，谈完了对稿子的具体修改方案之后，才含蓄的告诫我不可过分依赖兴之所至一泻千里，动笔前多在构思上下工夫，想透了再动笔，写的过程中才会出现真正的神来之笔。
1981年我答应《当代》的编辑贺嘉，在某个星期二来取稿。那时候我的工厂是休息星期二，让他赶在我歇班的日子来好接待。不想那个星期一快下班的时候设备出了故障，抢修设备我这个车间主任是不能不在场的，一干就是一个通宵，直到第二天的生产恢复正常了我才回家。回到家看见贺嘉正在我的门口转磨磨，他是从北京坐早班车来的，可我答应给他的中篇小说由于夜里加班，还差几千字的结尾没有完成。
那时我的居住条件是“伙单独厨”——即两家合伙住一个单元，但每家各有一个独用的小厨房。我们简单吃了点东西，我拿出已经写好的前面6万多字，让贺嘉在卧室里审查，我将切菜板搭在厨房的水池子上，给小说写结尾。我们两个一直干到傍晚，贺嘉将前面的6万多字编辑完了，我又写出了4千字的结尾，然后交换，我修改前面他指出来的错误，他继续编辑小说的结尾部分。这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产生的过程。
后来秦兆阳先生看了这部作品，寄来一封密密麻麻写满了7页纸的长信，至今那仍是我最珍贵的收藏。作家不会忘记编辑，写和编是一种缘分，像一对搭档。我想有许多作家同自己的编辑会成为师生或朋友。
上海文艺社的老编辑王肇歧，多年来在文字上对我的帮助自不必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成为朋友以来，每年中秋节前后，他若有北上的机会必给我带一盘月饼，若没有机会自己送就会通过邮局寄来，从未忘记过。这股长远劲，体现了一份多么厚重的情感。我无比珍视，终生不忘……
随着社会的发展，编辑的涵义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现在的大编辑，更多的是体现在策划选题和书籍营销上。我对这样的编辑非常佩服，他们对市场了如指掌，主意很多，书出得漂亮，卖得也多。现在已经没有作家不重视甚至敢蔑视发行量了。
过去人们爱说编辑是“为别人做嫁衣裳”，把才华都用在了别人的作品上，耽误了自己的写作。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已经有所改变？我以为这是一种进步。有人说过人是符号动物。先天的遗传和后天的教育会给人打上一种符号，而生活和职业又会给一个人打上另外一种符号。这两种符号相同、相近，人是一种命运；两种符号不相同，甚至相差甚远，人又会是另外一种命运。
符号那么多，怎么可能碰巧合相同、相近？说到底，人的真正定义应该是“矛盾着的动物”，许多职业都是一种“矛盾的职业”——世界上有许多天生就和所从事的职业相契合的人，如天生就是踢球的，天生就是演员……但，我不相信有天生就是作家的，或天生就该当编辑的。后来我自己也当过几年编辑，对编辑的甘苦有了切身的体会。编辑大多是被职业挑选出来的。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作者，也看过各种各样的稿子，有被激动的时候，也有感到味同嚼蜡的时候，有时也许还觉得不如由自己再给重写一遍……编辑的职责就是裁定各种各样的稿子，给稿子以智慧的烛照。
但是，他们毕竟有许多想法是无法在编辑别人的稿子时都能体现出来。于是，许多编辑都写东西，有些编辑同时也是很好的作家。而一个好的作家，却未必就能成为一个好编辑。所以，现在编辑的职业比单纯的作家有着更大的优势。
但是，当编辑也在写作的时候，他便不再神秘。
以往都是编辑了解作家多，作家了解编辑少，而且编辑为别人做嫁衣的牺牲精神，无一例外地会博得作家的尊敬。因此，作家对编辑的著作一般都怀有好奇心。而读编辑写的书，就是了解编辑的最好途径。
文坛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以没有编辑的发言。没有编辑的声音，文坛便不健全。
读书和扔书
开卷有益，你不动它，它不会烦你。特别是在眼下这样一个喧嚣浮躁的时代，书能让人静下来，引人思索，给人以自我完善的机会。
前不久，我在美国一位朋友家里住过几天，每当晚上我们从外面回到家里的时候，信箱里就塞得满满的，朋友将这一堆花花绿绿的印刷品抱在屋里，码起来足有半尺多高有报纸，有广告，有免费赠送的刊物，纸张优良，印刷精美。但他随手一翻，就丢进了垃圾袋。
我感到可惜，看到这样浪费文字和印刷术，总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感受。我的朋友却说，你想要把这些东西全部看过来，一天到晚什么事也别干了，没有哪个必要。
首先是这些东西没有太大的价值，而现代人最珍惜的是时间和空间，没有时间阅读对自己没有太大价值的东西，没有空间存放没有用的东西。就只好将这些东西即使丢弃。印得快，丢得快；出得多，丢得多。问世的时刻就是死亡的时刻。
这是一个速成的急功近利的时代。
我不免感到一阵恐惧：现代科学技术和商业化，会不会使印刷术毁了印刷术，用文字毁了文字？
我每次走进书店，满眼满墙满地是书的积压，书的膨胀。每本书装帧设计得都很漂亮，什么样的书名都有，对人的视觉和心智构成一种诱惑，一种压迫，真的让人对书产生一种恐惧。有时我不免也为自己是一个写书的感到悲哀。
古人讲过两句话，：“书有皆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凡是世上有的书我都读过，自己干的事没有不可以对人讲的——现在谁还赶讲这样的答话呢？十年前我是只买书不丢书，对刚出版的文学杂志和文学新书基本都能浏览一遍。现在，却也和那位美国朋友差不多了，对许多书和杂志边读边丢，有些也只是翻一翻就顺手丢掉了……为什么？
书多了、滥了文字的污染严重了。有些名不副实的，哗众取宠的，故弄玄虚的，没有保留价值的，只能看过就扔，有的也用不着细看，翻一翻就可以丢掉。哪有地方存放废书啊！
记得大仲马说过，读者就是陪审团。现在读书还真得有点陪审团意识，须快读、粗读，才能大量地读，只有读得多了才能淘汰一些废书，留下有用的书常读、精读。
干部读书的学问
我经常接触中基层干部，恕我直言，对他们有多少人有经常读书的习惯，却无多少把握。为了准备这篇短文，随意做了些调查：“你平常读书吗？读什么书？”回答有如下几种：一，“倒是想读书，可哪有时间呀！”二，“哪能不读书，一般都在晚上，但看不了两页就发困。”三，“只看一看上边发的书，那是为了工作需要，好多年没有自己买书读了。”四，“不知道该读什么书？要不给咱推荐几本……”
这使我想起“文革”前，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干部读本》问世。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