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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宝马”的车钥匙上，还坠了一只鲜红的中国结，带着长长的流苏，随意地扔在茶几上，在于世杰和蔡唐伯两人跷起的腿之间，耀眼夺目。
顺便说一句，其实，于世杰也不是经常来接我的。他来接我，也没有什么规律性，比如周末，比如结婚纪念日，比如我例假来了。于世杰做事很即兴，近一两年，他来接我，那就八成是他弄到了车。于世杰酷爱小车，收藏名车牌照，购买靓车杂志，可是我们没有经济能力购买私车。况且于世杰还不要“夏利”或者“奥拓”之类的小车，嫌档次低，开不出去，说什么至少也得是神龙风神系列最新款或者新款奥迪。于世杰的观点是：男人爱车天经地义，好比男人爱骏马；小车等于就是城市里面的马群；真正爱马的男人会要劣种马？成吉思汗该是一代天骄吧？真正的男子汉吧？人家当年骑什么马？我理解于世杰的说法。男人嘛，骑马，打猎，厮杀，斗殴，求爱，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割头换颈，不成功便成仁。男人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于世杰弄到了车才来接我，我没有意见。科室的小鬼们说：“易明莉老师，你傻吧？这于世杰是自己手痒，想开车，想炫耀，又不是真心实意想接你！换了我我就不上车。”小鬼们哪里知道，在我看来，结果都是一样的，总之我是被小车接回去了而不是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去的。我计较于世杰做什么呢？他是我丈夫，我不上车，他的面子往哪里搁？夫妻之间哪里能够计较这些表面的利害得失？小鬼们不懂。
“宝马”钥匙旁边，是一摞新出版的《中华医药风》。这是于世杰给蔡唐伯送来的。一定又是蔡唐伯发表了新的论文。蔡唐伯今年有足够的资格申报正高职称了。在我们单位和在我们这个行当，自然还是专家有分量。蔡唐伯又想当领导还想当专家，用善意的话说，他是一个积极进取的男人。电视开着，不相干的人影在屏幕上晃动，不相干的说话，也就成了一片嗡嗡的嘈杂声。于世杰和蔡唐伯并没有看电视，他们正在起劲地聊天，烟雾缭绕在他们的头顶，使他们活像正要出山洞的妖兽。蔡唐伯尖脸，笑的时候，嘴角两边的皮肤就要扩展成一层层的括弧，两颗过于纤细苍白的虎牙从括弧里探出来，使人类的脸容在某一瞬间酷似啮齿动物。他们聊天的内容，我没有听到。
小会议室的门不是我推开的，是小傅打开的。小傅专门管理小会议室，工作服是旗袍。现在已经换了时令夏装，是一种蓝色的细格子短旗袍，扎一把独辫子，很朴实的旧社会良家少女模样。小傅对我笑笑，走过去，先是轻轻敲了三下门，听到蔡唐伯吭了一声之后，再轻轻推开门，之后侧身一边，把我让进去，而后再随手轻轻带上了门。我们所注入了外资，股份制，现在叫大正药物公司生物制品研究所。我们所与共和国同龄，五十二岁了，老所，从前一直很传统。直到五年前，职工一直只有两种工作服，工人是蓝色帆布工作服，技术人员是白大褂，现在有了旗袍。尤其那种红色锦缎旗袍，长摆，高开衩，在所里飘过的时候，我的感觉总是很怪。小傅这种良家少女的打扮，在小会议室里，就更容易让人误以为这里在逼良为娼了。
难道改革开放就一定需要我们所也穿旗袍？在回家的路上，我把关于小傅的感觉说给于世杰听了。于世杰快乐地大笑。说：“你这个女人说话刻薄啊！蔡唐伯知道了一定会晕倒！现在大家不都是在这么做吗？”
我忽然兴趣索然，看着窗外，不想说话了。现在大家不都是在这么做吗？现在大家都在这么做，那就成了你也要这么做的理由吗？还有，马路上拥挤的各种车辆和它们尾部排出的蓝色的尾气，胡乱抢道的自行车和行人，夹杂在完好马路之间的一块块坏掉的牛皮癣一样的马路，也许都是使我兴趣索然的原因。作为城市门面的代价昂贵的草坪正在黯然地黄去。一只小公狗在光秃秃的大街上找不到树根，只好掀起一条腿，朝肮脏的不锈钢垃圾筒撒尿。于世杰听蔡唐伯之间有一种意气相投的默契，他们以为别人都不知道。
也许没有任何针对我的具体情况发生，也许所有这一切都是针对我发生的具体情况。但凡发自我自己内心的真实愿望，总是会在现实生活当中受到狙击。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很好办。如果你随波逐流，如果你同流合污，一切就都好办。
可是，我的容容失踪三个月了。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内心的恐慌达到极点。今天我必须动身去寻找容容。我必须解除自己的恐慌。这一次，谁都不能阻止我。
我换上了家居的旧衣服，松垮而自由。我怀着坚定的信念，不说话，燕子一样忙碌琐细家务。我用家务的忙碌来抵挡所有的质问。家庭是女人的航母，她从这里起飞，最后还是到这里降落。家庭是女人最大的避风港湾。
于世杰却不罢休，他沉下了脸，敲着桌子，他说：“哎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人家蔡唐伯真的是非常重用你，你怎么可以突然不去上班，总得有一个理由吧。”
我说：“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是6月21号！”
于世杰说：“6月21号又有什么特殊的？”
6月21号这一天，在我生活当中的特殊性，已经是老迈外婆夜半的故事，重复讲述多少年了。在许多个夜晚，在于世杰入睡之前。尽管故事的长短不一，深浅不一，那是根据他发出酣声的速度酌情决定的。我并不是事事都寡言少语。在深夜的枕头旁边，脑门窝在丈夫温暖的颌下，夜色模糊了眼睛，细细的慢慢的说话，徜徉在自己的记忆里，我是很愿意这么说话的。
于世杰毫无知觉地看着我，反复问：“什么特殊性？什么特殊性？”
于世杰的神态和语气，比干枯的馒头还要干枯，仿佛看得见白色的粉末在往下掉。
我只好看着于世杰。我干瞪眼。想想看，说话有什么用？我实在没有情绪也没有办法把一个古老的故事，在今天早上的这种气氛里，再对于世杰从头讲起。
于世杰对于日子没有特殊的记忆，对于数字也缺乏特别的敏感。在所有的日子中，他就记得他自己的生日和我们儿子的生日。除此之外，他父母姐妹的生日，我的生日，他都记不住，每年都依赖在挂历上做记号。对于数字，他就记得我们俩工资收入的数额，其他的生活中需要的数字，也都要依赖在挂历上做的记号。结果一年下来，挂历上布满了各种记号，所有重要的日子都又变得很日常了。我再不指望于世杰能够明白我的感觉。我简单平淡地告诉他：我今天不上班了。我要休假。我要利用休假的时间去北京寻找容容。
“什么？什么什么！”于世杰大惊失色。
我只得再说一遍：“我今天就要去北京。”
于世杰说：“那不行！今天不行！现在可不行！不合适，易明莉同志！”
于世杰在桌边坐下，跷起二郎腿，一板一眼地说话，同时用手指叩击着桌面。他说：“我告诉你，你心血来潮的做法非常地不合适！你今年四十岁了，不再是年轻姑娘，做事情是不能够这么简单幼稚的。我告诉你，今天你必须上班。现在就走！换上出门的衣服，我送你去单位。容容的事情，我们回头再商量。而且你还是应该事先与上官瑞芳打个招呼，虽说她脑子不好，心里还是明白的，容容毕竟是她的亲生女儿啊。而且，你还应该事先征得郑建勋的同意，容容毕竟姓郑，不管郑建勋是否承认，在法律上，他就是她的生身父亲。易明莉同志，我说得有道理吗？再说了，容容这一段时间都没有和我们联系，又不是突然失去联系什么的，也没有发生什么更严重的情况，你突然这么跑去找她，就不合适了，对吗？”
对。有道理。于世杰的话，总是符合大众情理和公共原则。可我只是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往地上一蹲，去擦皮鞋。我不想和于世杰理论。我的理由他不懂。
于世杰拿起皮包和车钥匙，拍了拍我的肩，拉起我的手，对我迁就地微笑，做出了带领我前行的姿态。看于世杰那感觉，他以为他的姿态对于我来说，绝对是不可抗拒的。
我拨开了于世杰的手。我说：“我今天真的必须去北京，否则我就要急死了！”
于世杰说：“嘿！你到底是怎么啦？我道歉，好不好？我为你今天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