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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鱼伙伴，是我生命的历史和我存在的证明，是我人生楼梯的扶手，没有这种扶手，我就会失去自己的疆界。这种感觉，于世杰不懂。我也不会说，否则就要被他叱责为“精神病”了。可能有一些男人就是这样的，他觉得他是船长，叼着烟斗掌握方向就很伟大，他认为他的责任就是把你带到目的地，同时让你吃穿不愁，按时开饭和按时关灯，还能提供热水淋浴和背景音乐，这无疑就是一趟很不错的航行了。是的，不错！在无数急流暗礁的旅途里，健康平安就是最大的福气。船长有资格自豪和刚愎自用。于是，于世杰也就永远也不可能完全理解他的妻子，这女人有时候怎么会那么倔强，那么不可理喻。
6月21号，你想干什么？
一夜没有睡好，眼睛生涩得很。我拉开客厅的门，到阳台上去呼吸新鲜空气，热浪却扑面而来。也就才是6月21号吧，怎么就已经热得这么的不可思议呢？天空一块板地枯蓝枯蓝，枯蓝中透着冷灰，仿佛一只巨大的眼睛，纹丝不动，冷酷地盯着大地，盯着城市，盯着我。太阳在哪儿呢？太阳没有了，只有白亮刺眼的强光。树冠在微妙地晃动；行人在微妙地晃动；公共汽车也在微妙地晃动，司机恼火地卸掉了身边的车门，光着大腿开车，头上搭一块湿毛巾；热浪让这个世界完全变形了。这的确不是平常的一天！
我站在阳台上，两只手在耳边使劲在扇动。我呼吸困难了，鼻子抽得呼呼作响，肺里面有一点牵扯痛。看来不是我昨夜过于敏感，这绝对不是平常的一天！绝对不是！这一天才是夏至，夏至就是初夏，初夏就是夏天的开始，应该还有半个月才入伏呢，最炎热的中伏应该还有一个多月呢，现在应该是梅雨季节，应该到处湿漉漉的绿油油的，空气里应该流动着梅子熟了的果香气味。怎么可以一下子就是摄氏四十多度了？怎么可以是一个空梅呢？与多年来的这一天太不一样，这就是不正常了。黎明时刻，在电视机里看见的浓烟，一定是一种预兆。我不能够放过这种预兆。为什么人类总是容易被表面的现象牵着鼻子走，急急忙忙地赶热闹，而完全忽略对于生活日常状态中细微征兆的感觉呢？为什么连老鼠都能够预感地震，而人反倒不能呢？现在天亮了，我是得要好好想想我要做什么。
今天是6月21号，立夏，是全年之中最长的一个白昼。大清早，天气就奇热无比。到今天为止，容容失踪整三个月了。哪里有孩子整整三个月不与家里通消息的呢？容容野心大，贪玩，做事着迷，一门心思地要成大名获大利，跟一个电视剧剧组，或者跟一个服装表演队，或者跟着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跑到边疆去演出，一个月两个月忘记给我们电话，这也是有过的事情，可是三个月就没有过了。今天还是我父亲的忌日。十年前的6月21号，我父亲在晚饭之后外出散步，去了我们农学院附近的夜市，在那里的地摊上买了几本便宜的盗版书。结果，在回家的大马路上，失足跌进了下水道，被淹死在肮脏的臭水里。那条大马路下水道上的窨井盖，在我父亲去的时候，还好好地盖着下水道；在我父亲回来的时候，窨井盖恰好被小偷偷走了。还有上官瑞芳，就是在二十年前的6月21号出事的。用通俗的话说：她疯了。这一天，上官瑞芳敞开了她宿舍的大门。她们母女俩赤身裸体，一丝不挂。上官瑞芳安安静静地，大方自然地，用一只不锈钢勺子，从身边的白色痰盂里，一勺一勺挖出大便，喂她怀里半岁的婴儿。人们到现在都还记得，上官瑞芳的手指，还精致地翘成兰花状。五年前的6月21号，我母亲也是外出散步，在绕过那只陷害了我父亲的窨井盖的时候，突然歪倒，她患了脑中风，偏瘫了。前年的6月21号，于世杰首次胃部大出血，晕倒在抗洪抢险的长江江堤上。去年的6月21号，我们儿子初中毕业考重点高中。我们成绩一贯不错的儿子却没有按时做完试卷，因为他的手表突然停了，他以为时间还充裕得很呢。结果，破费了我们六万多块钱，还求爷爷告奶奶地央求了不少人，才得以进入一所重点中学。奇怪的是，我们家所有的石英手表，包括最便宜的会议赠表，无论扔在哪个犄角旮旯，全部都走得非常准时。儿子赴考这一天，我还特意挑选了一块崭新的最好的意大利添时富进口石英表，可是它悄然地停摆了。交卷的铃声一响，可怜我儿子嚎啕大哭，本来他是可以轻而易举考上重点高中的。于世杰就在学校的大门口，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无地自容。除了任打任骂，我还能够有什么话说？6月21号，对于我，真的是一个必须加倍当心的日子。
数字是一个魔幻奇妙的东西。要不然，由数字组成的扑克怎么能够变化出那么多的魔术？而扑克即便不变魔术，本身也具有永恒的魅力，是时间淘汰不了的玩具。
我一向敬畏数字。在我生活中发生的所有的特别事情，无不被有序地排列在数字的网络之中。
正文 二
1981年6月21号，上官瑞芳疯了。十年之后的1991年6月21号，我父亲死了。而且事情发生得都是那么意外，让人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我宁愿把一切看成时间上的巧合，而正是这种我们无法勘破的巧合，永远使我心生惶恐。当2001年的新年钟声被敲响的时候，我的心就无端地被提了起来。今年，我对与之相关的年份都有高度的敏感和超凡的记忆。比如：一百年前，也就是1901年，也是一个极其动乱的年份。义和团闹得很凶也很复杂；签订辛丑条约；清政府下诏改科举，废八股，考中国政治事论；武科也废了，建立武备学堂，操习新式枪炮，令当时的天下文武学子大吃一惊而无所适从；西太后跑掉了又起驾回京；正与俄国人谈判的李鸿章突然去世，不该死去的人死了。这一年国际上也不太平，有相当重要的人物死亡，一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了。这个了不起的女人统治了英国半个多世纪，创建了一个辉煌的“日不落”大英帝国。二是美国，这年死了两个总统。一个是第二十三任总统哈里森，一个是第二十四任以及二十五任总统麦金莱，后者很不幸，是遇刺身亡。在纽约的一个博览会上，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用手枪击中了他。他在世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让人疑念重重，想入非非，他说：“上帝，我离你越来越近了。”真的有上帝吗？不管是否真有上帝，他信仰，他便去得很安详。
对于年份的迷信，可能也就是我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女人的糊涂信仰，以便依靠什么来寄托自己的哀思、怨尤以及内疚悔恨之类的杂乱思绪。一百年前的美国，死亡两个总统却并没有妨碍它立刻获得新的总统，而且是朝气蓬勃的年仅四十二岁的哈佛大学研究生罗斯福。所以这一年，无论美国总统的死亡率高达多少，美国还是丝毫不受影响地出现了钢铁巨头，这就是拥有十亿美元的摩根钢铁公司。这一年的英国，似乎也没有因为维多利亚女王的驾崩而出现衰弱迹象，英国皇家海军力量空前强大，与德国海军开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军备竞赛。这两个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积累了战争风云。战争可不一定完全是坏事。从更长远的空间来看，战争是最快的文化交流方式，并且优胜劣汰，最有效地为增长过快的人类自然减员，还是文学名著的摇篮——如果没有大悲大痛，哪里有那么复杂动人的小说？而欧洲，比如法国，在任何年份都醉心于艺术，也就是百年之前，年轻的毕加索在巴黎一家著名的画廊首次展出了他的作品。他对于蒙特玛塔街头贫困小市民生活的迷恋和表现，赢得了艺术界的青睐，使他成为了一代天才的画家。说实在的，我觉得上帝有一点偏袒美国和欧洲，而我们，似乎命中注定只能被迷信一再地损害。
假如我更早地醒悟到这一点，我一定会竭力支持我父亲去美国的，过去一百年的历史至少证明，它无疑是一个更有福气的国家。1990年，联合国有一个小麦科研项目，需要父亲去美国工作一年半。如果他去了的话，将会在1992年上半年回国。因此至少我敢说，我父亲肯定就不会在1991年的初夏，为了购买便宜的盗版书，在路灯坏掉的马路上，死于小偷什么都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那时候，在我们家庭里，我母亲的意见分量很重。我母亲认为，美国毕竟是资本主义国家，腐朽和黑暗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