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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生石板路-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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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秉赋,可从不曾得到好好的使用,只随同社会变化,接受环境中所能得到的那一份苦难。十年过去,孩子已生到第五个,教人子弟的照例无从使自己子弟受教育,每个孩子在成年以前,都得一一离开家庭,自求生存,或死或生,无从过问!战事随来,可怜一份小学教师职业,还被二十来岁的什么积极分子排挤掉。只好放弃了本业,换上套拖拖沓沓旧军装,“投笔从戎”作个后方留守处无足轻重的军佐。部队既一再整编,终于转到一个长年恶浪咆哮滩前的绞船站里作了站长,不多久,便被一场小小疾病收拾了。亲人赶来一面拭泪,一面把死者殓入个赊借得来的小小白木棺木里,草草就地埋了。死者既已死去,生者于是依然照旧沉默寂寞生活下去。每月可能还得从正分微薄收入中扣出一点点钱填还亏空。在一个普通人不易设想的乡村小学教师职务上,过着平凡而简单的日子,等待平凡的老去,平凡的死。一切都十分平凡,不过正因为它是千万乡村小学教师的共同命运,却不免使人感到一种奇异的庄严。抗战到第八年,和平胜利骤然来临,睽违十年的亲友,都逐渐恢复了通信关系。我也和家中人由云南昆明一个乡村中,依旧归还到旧日的北平,收拾破烂,重理旧业。忽然有个十多年不通音问的朋友,寄了本新出的诗集。诗集中用黑绿二色套印了些木刻插图,充满了一种天真稚气与热情大胆的混合,给我崭新的印象。不仅见出作者头脑里的智慧和热情,还可发现这两者结合时如何形成一种诗的抒情。对于诗若缺少深致理解,是不易作出这种明确反映的。一经打听,才知道作者所受教育程度还不及初中二,而年龄也还不过二十来岁,完全是在八年战火中长大的。更有料想不到的巧事,即这个青年艺术家,原来便正是那一死一生黯然无闻的两个美术教员的长子。十三四岁即离开了所有亲人,到陌生而广大世界上流荡,无可避免的穷困,疾病,挫折,逃亡,在种种卑微工作上短时期的稳定,继以长时间的失业,如蓬如萍的转徙飘荡,到景德镇烧过瓷器,又在另一处当过做棺材的学徒。……却从不易想象学习过程中,奇迹般终于成了个技术优秀特有个性的木刻工作者。为了这个新的发现,使我对于国家民族,以及属于个人极庄严的苦难命运,感到深深痛苦。我真用得着法国人小说中常说的一句话,“这就是人生。”当我温习到有关于这两个美术教员一生种种,和我身预其事的种种,所引起的回忆,不免感觉到对于“命运偶然”的惊奇。作者至今还不曾和我见过面,只从通信中约略知道他近十年一点过去,以及最近正当成千上万“接收大员”在上海大发国难财之际,他如何也来到了上海,却和他几个同道陷于同样穷困绝望中,想工作,连购买木刻板片的费用也无处筹措。境况虽然如此,对于工作却依然充满自信和狂热,对未来有无限憧憬。摊在我面眼前的四十幅木刻,无论大小,都可见出一种独特性格,美丽中还有个深度。为几个世界上名师巨匠作的肖像木刻,和为几个现代作家诗人作的小幅插图,都可见出作者精力弥满,设计构图特别用心,还依稀可见出父母潇洒善良的秉赋,与作者生活经验的沉重粗豪和精细同时并存而不相犯相混,两者还共同形成一种幽默的典雅。提到这一点时,作品性格鲜明的一面,事实上还有比个人秉赋更重要的因素,即所生长的地方性,值得一提。因为这不仅是两个穷教员的儿子,生长地还是从二百年设治以来,即完全在极端变态发展中一片土地,一种社会的特别组织的衍生物。作者出身苗乡,原由“镇打营”和“旱子坪”合成的“镇筸城”。后来因镇压苗人造反,设立了个兼带兵勇的“辰沅永靖兵备道”,又添一个专管军事的镇守使,才升级成“凤凰厅”,后改“凤凰县”。家乡既是个屯兵地方,住在那个小小石城中的人,大半是当时的戍卒屯下,小部分是封建社会放逐贬谪的罪犯(黄家人生时姓“黄”死后必改姓“张”,听老辈说,就是这个原因)。因此二百年前居民即有世代服兵役的习惯,习军事的机会。中国兵制中的“绿营”组织,在近代学人印象中,早已成了历史名词,然而抗战八年,我们生长的那个小地方,对于兵役补充,尤其是下级官佐的补充,总像不成问题。就还得力于这个旧社会残余制度的便利。最初为镇压苗族造反而设治,因此到咸、同之际,曾国藩组织的湘军,“筸军”就占了一定数目,选择的对象必“五短身材,琵琶腿”,才善于挨饿耐寒爬山越岭跑长路。内中也包括部分苗族兵丁。但苗官则限制到“守备”为止。江南大营包围太平军的天京时,筸军中有一群卖柴卖草亡命之徒,曾参预过冲锋陷阵爬城之役,内中有四五人后来都因军功作了“提督军门”,且先后转成“云贵总督”。就中有个田兴恕,因教案被充军新疆,随后又跟左宗棠带罪立功,格外著名。到辛亥革命攻占雨花台后,首先随大军入南京的一个军官,就是“爬城世家”田兴恕的小儿子田应诏。这个军官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了业,和蔡锷同期,我曾听过在蔡锷身边作参谋长的同乡朱湘溪先生说,因为田有大少爷脾气,人不中用,所以才让他回转家乡作第一任湘西镇守使。年纪还不到三十岁,却留了一小撮日本仁丹式胡子,所以本地人通叫他“田三胡子”。出于好事喜弄的大少爷脾气,这位边疆大吏,受了点日本维新变法的影响,当时手下大约还有四千绿营兵士,无意整军经武,却在练军大教场的河对岸,傍水倚山建立了座新式公园,纪念他的母亲,经常和一群高等幕僚,在那里饮酒赋诗。又还在本县城里办了个中级美术学校。因此后来本地很出了几个湘西知名的画家,此外还办了个煤矿,办了个瓷器厂,办了个洋广杂货的公司,不多久就先后赔本停业,这种种正可说明一点,即浪漫情绪在这个“爬城世家”头脑中,作成一种诗的抒情、有趣的发展。(我和永玉,都可说或多或少受了点影响。)三十年来国家动乱,既照例以内战为主要动力,荡来荡去形成了大小军阀的新陈代谢。这小地方却因僻处一隅,得天独厚,又不值得争夺,因之形成一个极离奇的存在。在湘西十八县中,日本士官生、保定军官团、云南讲武堂,及较后的黄埔军官学校,前后都有大批学生,同其它县分比,占人数最多。到抗战前夕为止,县城不到六千户人家,人口还不及二万,和附近四乡却保有了约二千中下级军官,和经过军训四五个师的潜在实力。由于这么一种离奇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秉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护法”、“靖国”等大规模军事战役,都出兵参加过。派兵下常、桃,抵长沙,可是战事一过就又退还原驻防地。接田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北伐以前,孙中山先生曾特派代表送了个第一师长的委任状来,请了一回客,送了两千元路费,那个委任状却压在垫被下经年毫无作用。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战争来了,悲剧随来。淞沪之战展开,有个新编一二八师,属于第四路指挥刘建绪调度节制,原本被哄迫出去驻浙江奉化,后改宣城,战事一起,就奉命调守嘉善唯一那道国防线,即当时所谓“中国兴登堡防线”。(早就传说花了过百万元照德国顾问意见完成的。)当时报载,战事过于激烈,守军来不及和参谋部联络人员接头,打开那些钢骨水泥的门,即加入战斗。还以为事不可信。后来方知道,属于我家乡那师接防的部队,开入国防线后,除了从唯一留下车站的县长手中得到一大串编号的钥匙,什么图形也没有。临到天明就会有敌机来轰炸。为敌人先头探索部队发见已发生接触时,一个少年团长方从一道小河边发现工事的位置,一面用一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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