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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药厂几个女工的出现，我们才停了笑。
但笑就像跑疯了的孩子，一出浴池，就又难以抑制地现了原形。我们就这么笑了一路，到后来。为什么笑都搞不明白了，只是笑啊笑，笑得没完没了，笑得天上的星星都高兴起来，一下子密密麻麻跑出来了成千上万。
我们却不知道，就是在那一天，工作队开进了村里，从此，我们将再不可能笑起来了。我们五个的关系，就如同新一轮的洗牌一样，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唉，那些不快的事，我实在不想去说它了，就只说一说结果吧。小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由工作队提议和刘志武交换了位置，她任村支书，刘志武任支部宣传委员。不是刘志武犯了什么错，是因为小美太强了，他只能做小美的下级才合适。做小美的上级时，他连对大明子的心思都收起了（原本宣传队解散后他打算继续对大明子的追求的），可到底没争过小美。胖琴和兰英，也先后入了党，一个当了贫协委员，一个当了妇女主任，据说，她俩的角色还是小美提议的，因此胖琴和兰英对小美再没挑剔过什么。而我和大明子，由于出身问题，远远比不上她们的风光。我还好些，不好不坏，大明子家由于书的事，被人检举宣传封建、资产阶级思想，她家所有的书，都被民兵连的人抄走了，在大队的院子里摆了三天三夜，组织全村的人轮番参观，看看这一家人是如何跟无产阶级对抗的。紧接着，蓝婶子家也被抄了，从她家抄出来的是绫罗绸缎、金银首饰以及衣服、被褥，还有那台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缝纫机。去抄家的是那个向我们求饶过的老八，工作队进村后，他也一步登天，当上了民兵连长。好在，蓝婶子和格儿婶子只被抄了家，没被戴上什么帽子，划到阶级敌人那边去。若是那样，她们就更惨了，就得整天抱了扫帚扫大街了。据说，还是小美在工作队面前力保下来的。这话后来由胖琴传给了大明子。当时我也在场，大明子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吧嗒吧嗒地掉眼泪。我觉得那眼泪不是感动，而是伤痛，难以言说的伤痛。
两年后，小美跟当初的一名工作队员结婚了，工作队员是城里人，有一份固定工作，他给了小美一个城市的家，还介绍小美到一家大工厂当了工人。据说，那家工厂的浴池比制药厂的浴池还要开阔、明亮。这一切，是当时的我们做梦都不敢想的。我们忽然感到，贫富出身的划分也许只是一条表层的真理，而城乡出身的划分，才是那最深层的真理吧！
好像小美这事很是刺激了我们，我和大明子后来一起跑到城里当临时工去了，一干就是十几年，出过的力受过的苦就不必说了，反正终于有一天，奋斗有了结果，户口本的黑皮子变成了红皮子（黑皮子是农村户口，红皮子是城市户口），工资也变成了固定的，和正式工没了区别。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后代的出身，将和城市联系在一起了。胖琴和兰英呢，在我们当临时工时她们就早早地结婚了，找的都是郊区有工资收入的家庭，但出身都不大好，一个是富农，一个地主。这让身为党员的她们很是为难了一阵，但踌躇再三，终还是嫁过去了。后来我和大明子曾议论过这事，议论的结果是都很沮丧，因为，我们好像都先后背叛了自己的过去，那个纯粹的闲在的快乐的过去。
我们知道，我们的少女时代从此就永远地结束了。
以上，不过是我少女时代的一点故事，只是一点，要全都讲，怕是几天几夜也讲不完。
我在等待时机，先把这一点故事讲给女儿听听。
我仿佛听到了女儿娇嗔的声音：哎呀妈呀，饶了我吧，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或者是：老妈你到底想说什么啊，是想说做一个闲人好呢，还是想说做一个忙人好呢？
是啊。我想，我到底想说什么呢？若是做一个闲人好，为什么不能坚持到底？若是做一个忙人好，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酸楚和沮丧？
我真的说不清楚，女儿的声音让我有一种搬起石头砸自个儿脚的感觉，最初的那一点点自信，就仿佛扑棱棱飞去的鸟儿一样，消失得影子都找不到了。
我甚至想，女儿她，未必就像我想的那样，对“别的”一点看不出吧？
可是，我的内心深处，分明还有一种东西，那东西在不管不顾地向上涌。我明白那不是自信，但似乎比自信更有力量，它无可阻挡地强化着对女儿说点什么的愿望。
所以我想，不管想说的是什么，哪怕只如同个影子一样在女儿那里有瞬间的停留呢。
所以我想，我还是要等待时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