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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余静书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到大连出差的机会；大连离上海很远；在余静书的印象中；大连是一个与上海相差无几的大城市；在北方；这个城市的地位十分显赫；它代表着一个地区的发达程度；大连的特殊就在于；它在中国北方引领着城市现代化潮流。事实的确如此；余静书到大连去；就是为参加国家教育委员会为期一周的培训。
出差总是有许多好处和坏处；好处是可以顺带着观光休养；坏处是出差前；要把家里的一切都安排妥帖；儿子的衣食住行；老公的烟酒穿戴。余静书的老公陈彬是一家外企的白领；算是事业有成；家务事少管；每次赚了额外收入；便往余静书面前一扔：“老婆；今天又有红包了；收起来；去买漂亮衣服穿。”
陈彬把一沓人民币扔给余静书的时候；与大多数在外面赚了钱回家交给老婆的男人一样；带着一脸献媚的表情；好似给老婆一沓钱；便希望能换来余静书十二万分的感恩；于是便会对他更加支持更加拥戴。事实上；余静书通常并不领情；她多半会说：“你拿着自己用吧；我有钱。”
这句话说出来；表示着这一对夫妻的日子过得是十分相敬如宾的；但内里的意思却有些生分。尤其是最后三个字：我有钱。
这就表明；这对夫妻之间的财务没有合并；你用你的；我用我的；互不干涉；即便是一个给另一个钱；也是要客气一番的。金钱的给予并不显得理所当然；那是当作礼物一样用来交涉、用来搞好和平团结的媒介。陈彬对余静书的客套已成习惯；他的老婆向来如此；不依赖男人；他也做不了她的港湾或者靠一靠的肩膀之类的东西。仅仅是这样一种状况：陈彬是余静书的家人；余静书是陈彬的家人；仅此而已。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十岁的儿子；另一个；是女儿；四岁。
大凡人们认为这种情形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这夫妇俩是海归；在外国生了两个孩子又回国了。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俩人以前分别结过婚；有了孩子；现在；他们俩是重组家庭；在上海常年生活的男女；只有再婚；才会拥有这样一大一小两个孩子。
事实的确如此；三年前；余静书与她的前任丈夫杨益离婚；原因很简单；杨益有外遇了。婚离得十分迅速快捷；也没有张扬宣布；更没有哭闹吵架；犹如余静书向来的个性；干练；直接。直到离婚半年后；有几位亲戚朋友见到余静书还会问：“杨益最近好吗？好久没见他了；代我向他问好哦。”
余静书多半会笑笑答应；懒得解释；等到亲戚朋友从别处了解到他们已经离婚后；亲戚们才尴尬得不知怎么好了。再遇到余静书；便会躲着她；就怕照面时想起上次冒昧的问候；怕余静书责怪他们的无礼；也怕自己十分多余地进入一起无事生非的纠缠。遇到这样的情况；余静书便会主动上前招呼；笑脸对着人家；热情地与人家聊几句十分乏味的家长里短；以表示自己的不介意；同时；她也想以自己爽朗活泼的举动告诉人家：我过得很好；不必同情我；尽管是杨益出了问题；但离婚是我提出的。
余静书有些掩耳盗铃；人们并不关心究竟是谁提出了离婚；人们只关心离婚本身以及离婚的原因；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甚至没有兴趣去真的关心余静书的生活。那一年；余静书就用一辆自行车载着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去上学；然后自己去上班。下班时间一到；便奔跑到自行车库；飞驰到小学门口接儿子；然后；买菜做饭吃饭督促儿子的功课；夜深人静时；儿子睡下了；三室一厅的家里便寂静到可以听见自己的呼吸。劳累一天；疲乏侵袭而来；但却没有睡意；只脚瘫手软地窝在沙发里；看着这个与过去没有任何变化的家；只是家里少了一个男主人。余静书没有像别的女人那样为了抹掉前夫的影子、忘记痛苦的回忆而丢弃男人用过的所有家什；包括男人的照片。余静书很理智、很冷静；一切对她有用的东西；她一概不丢；哪怕是杨益穿过的一件汗衫；他离开的时候没有带走；余静书想；这汗衫还很新；可以当睡衣穿。穿着杨益的汗衫在家里活动；衣衫上似乎还留有他的体味；人却走了；不再回来。这感觉多少是有点辛酸的；但余静书偏偏要逼着自己接受这种感觉；好似越能承受男人在家里无处不在的影子；越能表示她对男人的忽视与不在意。好在这个男人还算没有完全丢掉良心；他把房子留给了余静书；毕竟她要带着儿子生活。至于他；只身离家；寻求他的爱情去了。
余静书心里就是这么默默地想的；只是在人前；她总是平静地分析：杨益很幼稚；至少他诚实；当他有外遇的时候；他做不到像别的男人那样“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他无法承受两个女人占有他的生活；这说明他还纯洁；所以；我决定；成全他。
余静书的分析显得十分理性；也似乎是在表示；她是理解杨益的。当陈彬听说余静书已经离婚并询问关心她的现状时；余静书就是这么向陈彬陈述她的离婚过程的。说这些话的时候；陈彬正坐在她面前玩弄着一支咖啡匙。陈彬是她的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后到荷兰留学；学成回国后在一家外资企业当高层管理；属于高级白领；为鬼子干活；每月领着鬼子发给他的不菲的薪水；小日子过得既滋润又紧张。他有一个女儿；刚出生不久；那时候；他正当着一名幸福的新爸爸。新爸爸陈彬到余静书所在的小城；是因为一家企业邀请他开发一种节能产品。这次偶然的会面；让陈彬这个新当上爸爸的男人走上了偏离原来生活的轨道。那时候；余静书刚离婚半年。
他们坐在蓝山咖啡馆；幽暗的空间；清悦微弱的小提琴旋律隐约可闻；桌上的瓷花瓶里插着一枝新鲜的郁金香。这环境；让余静书忽然产生一些浪漫的怀想；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用甚少的生活费去咖啡馆奢侈地泡上一夜；心里有些内疚；却充满了幸福感；然后吃一个月幸福的咸菜。
她想起二十四岁的那个冬天；杨益第一次请她到红房子西餐厅吃饭。那一年；他们刚开始工作；他们从来没有到高档饭店消费过；更不要说西餐。热恋中的年轻男女决定要到红房子去吃西餐；仿佛是一个成人仪式；自己有了到饭馆吃饭的决定权；并且也有消费的能力；他们便是成年人了。结果；这一成人仪式花掉了他们半个月的工资；吃了一些很硬的面包；酸酸甜甜的菜；口味奇怪的奶酪和一尝就犯腻的奶油白脱。最后的结论是；西餐不好吃；还不如以前大学校门口的排档；酱爆螺丝、排骨年糕；奢侈一些的；买一只烧鸡；那是过节的时候吃的；或者父母给生活费的第一天；往后的一个月日子将会过得越来越惨淡。然而；红房子西餐厅的这一餐尽管价格昂贵；但高雅的环境和人们压低了嗓子说话的情形；还有吃饭时用的刀叉餐具闪烁着冰冷而清丽的银色光芒；这些都让余静书有恍若隔世的感觉。那时刻；她相信；她已经是一个成年女人了；她有权利谈恋爱、结婚；乃至做一切成年女人可以做的事情。成人仪式终于起了作用；就在这个星期的礼拜天；余静书让杨益提着水果补品去家里见了自己的父母；做了多时地下工作的新姑爷终于见了丈母娘。
上海女孩子的父母大多没有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余静书的婚事办得甚至比她弟弟还要讲究。结婚前；女孩子的父母多半会挑剔一番；再感慨一番、幸福一番；然后开出种种条件；比如房子、车子；比如电器、存折。然后；便委委屈屈地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书上经常说的“那个幸运的臭小子”。
不知道杨益是否感觉到了自己的幸运；总之；日子过得也算平静；没有什么吵闹；发生矛盾的机会不多。余静书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杨益常常想；别的男人要忍受女人的唠叨；他不用。有一次坐出租车上班；杨益听到车里的电台正播放男性专题节目；主持人插播一个笑话；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诉苦：我太太要跟我离婚；她已经三个月没有和我说话了。另一个男人惊叹道：天啊；你太幸福了；到哪里去找这么安静的太太啊！
杨益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样的幸福；他正好拥有。当然不致于像电台里的男人那么可怜；他和余静书不是一句话也不说；但多半说的是这样的话：
“今天吃什么？”
“清炒苦瓜；冬笋虾米汤。”
“哦；今天单位里有事儿吗？”
“老样子；上课下课；开会。”
“儿子呢？”
“看电视呢；蜡笔小新。”
“以后少让他看蜡笔小新；这是一个日本坏孩子；会学坏的。”
“每个孩子都在看；你不让他看不行啊。”
“吃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