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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摆平这件事嘛！为打赢官司，他们很可能把什么卑鄙无耻的手段都耍出来的。
而我，我有什么呢，在上海滩，我啥子关系都没得。有的就是一股正义感，一股憨劲、一股傻劲。
想到这儿，我不由得不寒而栗。谁知道在茫不可知的前方，会不会有陷阱等着我跌落进去呢？
我突然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我把窗户统统敞开，开得大大的，好呼吸窗外的新鲜空气。噢，什么时候，上海会有我的家乡缠溪那么清新凉爽的空气就好了！在立秋之后的缠溪，田野里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农活自然是更忙碌了，可是再忙，身子骨再累，空气还是爽洁宜人的。不会有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不知为什么，茫然地一无所思、一无所欲呆痴痴地坐着，我会突然地想起县中毕业班的谌老师——那个长得高高大大、一头花白头发、喉咙响得一大个操场坝子都能听见的老师——在我们毕业那一年给我们讲的往事。
那一年谌老师五十八九岁了，他时常念叨说我们这个班是他这一辈子带的最后一个毕业班了，他还有一年多时间就退休，没有可能从高一年级起再带一个毕业班了。他衷心地希望我们参加高考的同学，都能考上大学，能考上北京、上海大学的，就考到省外去，考不上省外大学的，就考省城里的大学。考不上省城里的重点大学，考一般的大学也可以。就像他这样，哪怕是考上省城里的师范学院，也能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谌老师的家就在县城里，他的夫人是县医院的医生。他们两口子的一双儿女，女儿在省城财大毕业当会计，嫁了人，定居在省城河滨公园附近；儿子在北京读研究生，准备出国。谌老师的家庭，无论是在县中，还是在整个县城里头，都是被作为楷模称颂的。连县委书记、县长来学校时即席讲话，都要提及谌老师。
谌老师说他已经日薄西山，结构封顶，无所作为也无所求了，他惟一的巴望就是自己教的学生能有出息。他说他是穷苦农民的儿子，他是缠溪那后半边长箐地方的人。那地方偏得恼火，山大干土多，就是缺水，没有缠溪地方滋润，也没有缠溪那么美的风光。
谌老师说他高中毕业那年，正逢三年自然灾害，饿饭啊，莫说读书了，就是活着熬过来都不容易。
临近高考前几天，他回到村寨上。他的父亲，一个脸上爬满了愁惨皱纹的老农，把他领到了坡上，指着干巴贫瘠的土地说，长箐这地方，不要说出大学生了，就是出你们这几个高中生，都是稀罕事情。你去考吧，考上了，你就摆脱世世代代在泥巴地上勤扒苦挣的日子。考不上，你就回家来，像我一样在这块土地上刨食吃。以后说上一个乡村里的能干婆娘，在劳累中过一辈子山寨上的平静生活。
谌老师说他完全听懂了父亲的话，他望着蓝天，望着山间飘飘悠悠的雾岚，迎着从垭口那边吹来的风，声气不大地对父亲说，他要考上，他也能考上。他真的很憧憬层层叠叠大山外头的世界，想到外头的世界去看一看，太想了。
要去赶考了，他的父亲没有给他准备钱，也没有给他粮票，这些东西学校里补助给他了，仅够他考试那几天用。他父亲笑了一下，那笑容就像在哭。他父亲给他准备的，是一包馒头。
长箐地方不产麦子，故而那里的人也不会做馒头，谌老师询问地望着父亲。父亲对他说，饿饭饿得最凶那些天里，他跑去了川黔铁路工地，工地上的人，对他说，紧缩开支，我们不招民工。他说，我不要工资，不要钱，我天天随你们干活，白干，你们只要管我吃饭就行了。人家看他人高马大，有力气，干活时又肯出力，便朝他点了一下脑壳，他就此留了下来，天天随着工人们干铁路工地上那些挖土方、抬石头、挑石碴、扛木头一类的苦活、重活、累活，直干得筋疲力尽，浑身淌虚汗，工人们开饭，他跟着吃饭。到了工人们发工资的日子，食堂大师傅见他那么卖力地干活，人又实在，却没工资领，就同情地多给他几个馒头，顺便舀一勺酸菜肉末给他。他把酸菜肉末舔了个一干二净，领了十几个馒头，一层一层包得严严实实地就往家里跑。大师傅问他为什么不把肉末带一些回家，铁路工地上一个月可是只炒两回肉吃，很难得的。他苦笑笑说肉末的香气太浓了，走在路上一闻就晓得，那是要遭人命灾祸的。他低头指指那包馒头说，也不能让馒头的香气透出来，他怕透出来以后就在路上给人抢了。馒头带回家，一家人眼睁睁地瞪着那包包，不断地咽着口水，那是灾荒年头的乡村啊，一点点食物的香味都能引起人极大的欲望。一家子人饥肠辘辘直等到夜深人静，才敢拿出来吃。馒头冷了，不敢把它重新蒸热，一蒸寨子上的人就都闻到香气了。
父亲也由此，学会了蒸馒头。现在儿子要去赶考了，父亲就特意磨了面，给他蒸了这一包实实在在的救命馒头。
真是救命馒头啊，谌老师去州府赶考的半路上，老天下起了暴雨，引发山洪。谌老师他们几个同学正走在小桥上，一大股汹涌的泥石流冲来，就把小桥冲垮了，几个同学惊叫着落了水，随身所有带的东西都被大水冲走了。一个小个子同学，被卷进了漩涡，再也没找着。谌老师他们几个会一点水性的，挣扎着爬上了河岸，又是风、又是雨，浑身透湿地迎风站在高高的山坡上。狂风暴雨一点没有停的意思，他们只得手拉手爬到一处山岩下头躲雨。
大雨整整下了一夜，几个同学又冷又饿，全靠谌老师背在身上的那一包馒头，打开来虽然全被河水、雨水泡酥了，但一下子就被同学们狼吞虎咽地吃光了。也全赖谌老师父亲的这一包馒头，他们同学几个才熬过了风雨之中的漫漫长夜，才抵住了饥饿和寒冷。
我不晓得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谌老师临近毕业给我们讲的这件往事，但此时此刻这件久远的往事浮上我的心头，我顿感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至今我仍记得，谌老师这么大年纪了，在给我们讲起这件往事的时候，他的眼里还是闪烁着泪光。
是啊，没有人晓得我们这些偏远山乡里长大的孩子求学的艰难，没有人晓得我们这些孩子完成学业后要融进都市的种种困惑。谌老师他们那一代人是这样，我们这一代人也是这样啊。自小我们就立志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好人，我们也要像上海人歌中唱的，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是难啊，做人难，做好人更难！
细想一想，佳居实业的这件事，我哪点做错了？我就写了一篇主张正义的文章，狗日的夏中强和那个叫郝微微的女子就要给我塞十万块钱，十万哪，至今那“给你十万”的声音还时常响在我的耳畔，诱惑大得很哪，可我能收吗，我敢收吗，我若收下这十万块钱，不就一脚踏进了班房？
我坚持了正义，把文章发表了，佳居实业竟然把我和报社一起给告了。告就告吧，我要好好地跟佳居实业打这一场官司。
我搅进了三角关系中。恼意和醋意全涌了上来。
2003年9 月16日多云星期二
法庭比我想象的小多了，也没平时电视里实况播出的法庭那么气派堂皇，相反给人的感觉有些逼仄。
不过这也好，这使得我们原告和被告、控辩双方相互之间看得更清楚，也更有一种短兵相接、唇枪舌剑之感。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或者说大出我意料的是，坐在原告席上的，除了试图收买贿赂我的那个阴险的副总夏中强，伶俐的女子郝微微，还有他们雇的上海滩上那位名律师之外，佳居实业的总裁也出场了。当我一眼看到她是个女的时，我已经吃了一惊，没想到经营这么大的一个房地产老总，竟是一个年轻女性。看传票时，也许我太紧张了吧，我竟然没注意对方的性别。而当这个叫乔海贝的法人代表把戴在白净俊俏的脸上那副墨镜摘下来时，我更是大大吃了一惊。这……这位老总不是苗杉做钟点工的那个东家吗，那一次，苗杉约我去豪华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