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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想到这儿，我的脸上就火烧火燎的，像有啥东西扎一般难受。我就有一股怨恨苗杉的情绪，不是因为她，我何曾会遭到这样的凌辱，我何曾会受这么大的恶气。
以后咋个办呢？
反正我是不会主动给她打电话的，我没啥错的地方，我也没有这么低贱，明晓得她背着我还在交男朋友，我再去插一脚。
那么，要是她打电话来呢，我怎么办？我要不要原谅她，要还是不要？就是原谅她，我也要她主动把话讲清楚，把她和钱光羽的关系讲明白。而且她必须明确表示，她和钱光羽那家伙一刀两断，永不来往。只有这样子，我才能原谅她，才能和她重归于好。
每每想到这儿，我的心头就会涌起一股崇高的感情，原谅了恋人之后满足的感觉。可是，可是，苗杉如果不给我来电话了呢。我该咋个办？我虽没啥错，可我今天的态度粗暴，像一只爆竹，一燃就爆，简直有点儿凶神恶煞。苗杉真的生气了，再不给我电话了，我们就此分手，就此永不联系吗？我俩真的能和好如初吗？
想到这儿，我的心头总是空落落的，空落落的。一股强烈的失落感袭上了我的心头，始终笼罩着我。
我失恋了，噢，失恋的感觉，失恋的滋味，真的难耐，真的不好受。尤其是在上海的大热天里失恋，更不好受。
近些年来我对苗杉的了解是不够的，不够的呀！
2003年8 月16日晴星期六
是上海夏日里那种难得让人感觉舒爽的晴天。我从身心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上海那难耐的酷暑炎夏终于熬过去了。也该过去了呀，要是在缠溪，立秋之后，早晚的天气是十分凉爽的。
我呆在莘庄的出租房里，安心地整理着这些天里搜集的材料，梳理着脑壳里头逐渐萌动的一些思路。
李主任交给我的贵州回沪职工收入和生活情况的报道，已经初见眉目。我还根据网上查获的一些资料，作了一些发挥。如果说上海目前的经济发展，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贵州现在的收入情况，只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相似。从贵州退休回上海生活的那些老职工，等于是拿着非洲国家的工资，到欧洲去过日子。
这一见解得到了李主任的赞同，他干瘦的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容，连连点着脑壳说：“有道理，有道理，比喻得很形象。”
受到这件事的启发，更主要的是两次去过了苗杉的住处以后，我脑壳里头产生了描绘城乡接合部“贫民窟”的念头，我想从这些客观存在的“贫民窟”的现状写起，分析它们存在和产生的原因。在外国，贫民窟问题同样存在，同样困扰着他们的政府。发达国家的贫民窟是动荡的根源；第三世界国家的贫民窟是犯罪的温床、滋生地。是的，上海市区在利用级差地租，改造危棚简屋，建设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上海。千万不能在新上海崛起的同时，在上海四周的城乡接合部，又冒出一批新的“贫民窟”来。这涉及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涉及低收入群体的利益，涉及进城就业的农民工长期的生存状态。我觉得这个话题做好了，对于上海未来的发展，对于类似苗杉居住地的那些弱势群体受到社会的关注，都是有好处的。
正考虑得入神，李主任拷我，让我尽快给他去个电话。今天是周六，在双休日里主动让我和他联系，这可是头一回。
我一边下楼一边忖度着，会有啥子事呢？昨天下班之前，我还碰到过他，他也没提及什么呀！
看来，这事儿定是今天发生的新情况，而且还有点不同寻常，要不，李主任不会这么急着和我通话。
我惴惴不安地下了楼。
电话拨过去，李主任开门见山道：“小良啊，佳居实业真把我们《上海都市报》社和你给告了。传票是今天寄到报社的，值班的总编辑看到以后，就给我来了个电话。要我给你通个气，思想上好有个准备。哎，你在听着吗？”
“听着，李主任，我在听。”我的脑壳里一阵嗡嗡作响，虽说事前有思想准备，佳居实业的夏中强也在电话里威胁过我，但是事情真的来了，我还是有些紧张，有些不知所措，这……这毕竟是我这辈子，碰到的第一场官司啊。话筒在我的手里，捏出了一把汗。
“哈哈，这个佳居实业，真是狮子大开口，竟要我们报社赔偿二百万，做他们的大头梦。”从李主任的口气中，听不出他有什么担忧和顾虑之处，可我却敛神屏息，听得格外专注，生怕漏掉了哪一个字。这么说，我的报道真把佳居实业惹火了，要我们赔二百万！
二百万哪，这么说，佳居实业遭受的损失相当厉害，怪不得见报前他们要出十万来堵我的嘴呢。
我的心“怦怦”跳得好凶。
李主任继续对我说：“小良啊，老总让我先给你打个电话，无非是要你准备应付这一场官司。他们说我们的报道失实，败坏了佳居实业的名誉，影响了佳居实业良好的房屋销售势头，造成了他们公司不可挽回的巨大的经济损失。事情看样子要闹大，这么一来，小良啊，我们就要对自己写下和发表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负责任。你明白吗？”
“明白，李主任，我会把采访的文字记录，时间地点，照片，录音材料，统统准备好，你尽管放心。”我信心百倍地说。
“那就好那就好。”李主任满意地说，“怎么样，还是有些紧张吧？”
“不，李主任，”我赶紧否认，“我胸有成竹，一点也不紧张。”
“不紧张？那你的气怎么喘得这样凶，我都听出来了。”
“呃……”嘴里说不紧张，但我局促的喘息还是透过话筒传过去，让李主任听出来了。
“没关系没关系，这也是正常现象。”李主任安慰我说，“别说你了，小良，就是我，这一辈子也没打过官司呢。就这样，周一上班我们看过传票以后，再仔细商量对策。”
道了再见，我慢吞吞地搁回话筒，转身离去，公用电话亭里老伯提醒般叫了起来：“哎，电话费。”
瞧，还说我不紧张呢，紧张得连电话费也忘交了。
回到家中，我再没心思梳理城乡接合部的“贫民窟”问题了，我翻阅着采访本，用粗粗的碳素笔一一画出那些采访记录，我还翻出那些原始录音，分别把它们装入信封，在外面标上记号。惟一没在我这里保存的，是那些照片，我拍回来以后，全交给美术摄影部处理了，时间不长，他们不至于找不到吧。对了，周一去上班，头一件事情就是去把这些照片找出来，有些特别有说服力的，我还得请摄影部放大。
我心里搞不明白，佳居实业有什么官司可打的，那一道道显而易见的裂缝，那些个漏水的山墙，渗水的管道，堵塞的下水道，关不严实的门窗……证据都在我的手里，他们就不怕我在法庭上公示于众吗？他们有时间打官司，还不如花功夫把这些纰漏一一弥补修复呢。
虽说自觉得底气很足，虽说我掌握了佳居实业质量方面的种种证据，但我还是有些心神不定。万一佳居实业请了有名的律师呢，上海滩的大律师，其雄辩的口才，可是出名的呀。万一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买通了法官呢？佳居实业房产公司，有多少人啊，这些人在上海滩该有多少关系啊。即使没什么关系，他们还可以花钱买通啊，那一次，为阻止文章见报，虽说和我素不相识，他们不还愿掏出十万，来摆平这件事嘛！为打赢官司，他们很可能把什么卑鄙无耻的手段都耍出来的。
而我，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