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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一生最奇异的事就是她对金钱的态度，她很苦很穷过，可是绝对没有数字观念，也不肯为了金钱而工作。苦的那些年，她真的酱油拌饭，有钱的时候，她拚命买书、旅行，可是说她笨嘛，她又不笨，她每一个口袋里都有忘掉的钱，偶尔一穿，摸到钱，就匆匆往书店奔去。她说，幸好爱看书，不然人生乏味。她最舍不得的就是吃，吃一点东西就要叫浪费。有人请她吃上好的馆子，吃了回来总是说：“如果那个长辈不请我吃饭，把饭钱折现给我，我会更感谢他，可惜。”
女儿写作时，非常投入，每一次进入情况，人便陷入“出神状态”，不睡不讲话绝对六亲不认——她根本不认得了。但她必须大量喝水，这件事她知道。有一次，坐在地上没有靠背的垫子上写，七天七夜没有躺下来过，写完，倒下不动，说：“送医院。”那一回，她眼角流出泪水，嘿嘿的笑，这才问母亲：“今天几号？”那些在别人看来不起眼的文章，而她投入生命的目的只为了——好玩。
出书以后，她再也不看，她又说：“过程就是结局。”她的书架，回国不满一年半，已经超过两千本，架上没有存放一本自己的作品。
三毛的书，我们全家也不看，绝对不看。可是她的书，对于我们家的“外交”还是有效。三毛的大弟做生意，没有新书，大弟就来拿去好多本——他不看姐姐，他爱古龙。大弟拿三毛的书去做“生意小赠品”。东送一本，西送一本。小弟的女儿很小就懂得看书，她也拒看小姑的书，可是她知道——小姑的书可以去当礼物送给老师。我们家的大女儿除了教钢琴谋生之外，开了一家服饰店，当然，妹妹的书也就等于什么“你买衣服，就送精美小皮夹一只”一样——附属品。三毛的妈妈很慷慨，每当女儿有新书。妈妈如果见到人，就会略带歉意的说：“马上送来，马上送来。”好似销不出去的冬季牛奶，勉勉强强请人收下。
在这个家里，三毛的作品很没有地位，我们也不做假。三毛把别人的书看得很重，每读好书一册，那第二天她的话题就是某人如何好，如何精采，逼着家人去同看。这对于我们全家人来说真是苦事一桩，她对家人的亲爱热情，我们消受不了。她一天到晚讲书，自以为举足轻重，其实——。我的外孙女很节俭，可是只要是张晓风、席慕蓉的书籍，她一定把它们买回来。有一回三毛出了新书，拿去请外甥女儿批评指教，那个女孩子盯住她的阿姨说了一声：“你？”三毛在这件事上稍受挫折。另外一个孙女更有趣，直到前天晚上，才知道三毛小姑嫁的居然不是中国人，当下大吃一惊。这一回三毛也大吃一惊，久久不说话。三毛在家人中受不受到看重，已经十分清楚。
目前我的女儿回国定居已经十六个月了，她不但国语进步，闽南语也流畅起来，有时候还去客家朋友处拜访住上两天才回台北。她的日子越来越通俗，认识的三教九流呀，全岛都有。跑的路比一生住在岛上的人还多——她开始导游全家玩台湾。什么产业道路弯来弯去深山里面她也找得出地方住，后来再去的时候，山胞就要收她做干女儿了。在我们这条街上她可以有办法口袋空空的去实践一切柴米油盐，过了一阵去付钱，商人还笑说：“不急，不急。”女儿跟同胞打成一片，和睦相处。我们这幢大厦的管理员一看她进门，就塞东西给她吃。她呢，半夜里做好消夜一步一步托着盘子坐电梯下楼，找到管理员，就说：“快吃，是热的，把窗关起来。”她忙得很起劲，大家乐的会头是谁呀什么的，只要问她。女儿虽然生活在台北市，可是活得十分乡土，她说逛百货公司这种事太空虚，她是夜市里站着喝爱玉冰的人。前两天她把手指伸出来给我和她母亲看，戴的居然是枚金光闪闪的老方戒指，上面写个大字“福”。她的母亲问她：“你不觉得这很土吗？”她说：“嗳，这你们就不懂了。”
我想，三毛是一个终其一生坚持心神活泼的人，她的叶落归根绝对没有狭窄的民族意识，她说过：“中国太神秘太丰沃，就算不是身为中国人，也会很喜欢住在里面。”她根本就是天生喜爱这个民族，跟她的出生无关。眼看我们的三小姐——她最喜欢人家这么喊她，把自己一点一滴融进中国的生活艺术里去，我的心里充满了复杂的喜悦。女儿正在品尝这个社会里一切光怪陆离的现象，不但不生气，好似还相当享受鸡兔同笼的滋味。她在台北市开车，每次回家都会喊：“好玩，好玩，整个大台北就像一架庞大的电动玩具，躲来躲去，训练反应，增加韧性。”她最喜欢罗大佑的那首歌——《超级市民》，她唱的时候使任何人都会感到，台北真是一个可敬可爱的大都市。有人一旦说起台北市的人冷淡无情，三毛就会来一句：“哪里？你自己不会先笑呀？还怪人家。”我的女儿目前一点也不愤世，她对一切现象，都说：“很好，很合自然。”
三毛是有信仰的人，她非常赞同天主教的中国风俗化，看到圣母马利亚面前放着香炉，她不但欢喜一大场，还说：“最好再烧些纸钱给她表示亲爱。”
对于年轻的一代，她完全认同，她自己拒吃汉堡，她吃小笼包子。可是对于吃汉堡的那些孩子，她说：“当年什么胡瓜、胡萝卜、狐仙还不都是外来货？”我说狐仙是道地中国产，她说：“它们变成人的时候都自称是姓胡吔！”
只有年轻的一代不看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点，她有着一份忧伤，对于宣扬中国文学，她面露坚毅之色，说：“要有台北教会那种传福音的精神。”
只述到这里，我的女儿在稿纸旁边放了一盘宁波土菜“抢蟹”——就是以青蟹加酒和盐浸泡成的，生吃。她吃一块那种我这道地宁波人都不取入口的东西，写几句我的话。
我看着这个越来越中国化的女儿，很难想象她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消失过那么久。现在的她相当自在，好似一辈子都生存在我们家这狭小的公寓里一样。我对她说：“你的适应力很强，令人钦佩。”她笑着睇了我一眼，慢慢的说：“我还可以更强，明年改行去做会计给你看，必然又是一番新天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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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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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不久以前《中时晚报》作家司马中原先生的夫人吴唯静女士《口中的丈夫》那篇文章，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于吴唯静女士的了解和同情。这篇文章，真是说尽了做为一个家有写书人这种亲属关系的感受。
我的丈夫一向沉默寡言，他的职业虽然不是写作，可是有关法律事务的讼诉，仍然离不开那支笔。他写了一辈子。
我的二女儿在公共场所看起来很会说话，可是她在家中跟她父亲一色一样，除了写字还是写字，她不跟我讲话。他们都不跟我讲话。
我的日子很寂寞，每天煮一顿晚饭、擦擦地、洗洗衣服，生活在一般人眼中看来十分幸福。我也不是想抱怨，而是，好不容易盼到丈夫回家来了，吃完晚饭，这个做父亲的就把自己关到书房里面去写公事。那个女儿也回到她房间里去写字、写字。
他们父女两人很投缘——现在。得意的说，他们做的都是无本生意，不必金钱投资就可以赚钱谋生。他们忘了，如果不是我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他们连柴也没得烧。其实我就是三毛的本钱。当然她爸爸也是我。
以前她写作，躲回自己的公寓里去写。我这妈妈每天就得去送“牢饭”。她那铁门关得紧紧的，不肯开，我就只好把饭盒放在门口，凄然而去。有时第二天、第三天去，那以前的饭还放在外面，我急得用力拍门，只差没哭出来。她写作起来等于生死不明。这种情形，在国外也罢了，眼不见为净。在台湾，她这么折磨我，真是不应该。
说她不孝顺嘛，也不是的，都是写作害的。
人家司马中原毕竟写了那么多书。我的女儿没有写什么书，怎么也是陷得跟司马先生一样深，这我就不懂了。有很多时候她不写书，可是她在“想怎么写书”：她每天都在想。问她什么话，她就是用那种茫茫然的眼光来对付我。叫她回电话给人家，她口里答得很清楚：“知道了。好。”可是她一会儿之后就忘掉了。夜间总是坐在房里发呆，灯也不开。
最近她去旅行回来之后，生了一场病，肝功能很不好，反而突然又发痴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