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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的早晨，出门望去，夜里燃放的烟花鞭炮的碎纸屑，红红的连成一片，洒落在雪白雪白的雪地上，分外鲜艳、分外炫目。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和余重，一起从男孩女孩长成男人女人，细细品尝了每一阶段的滋味。
依园有一棵很大的香樟树，树的一边是个种满了荷叶的小池塘，依园是我和余重第一次相约的地方。他用胳膊倚着皱巴巴的老樟树，为我制造了一个挡风的墙角。在静夜、在风中、在月下，没有几个年轻的女孩子能抵御这种墙角的诱惑。恋爱往往就是这么开始的。
最初的日子里，我们几乎天天晚上去依园，怀着一颗无比纯洁的心，去朝拜那棵神圣不可侵犯的香樟树，倚着树，指天发誓，对地赌咒，呢呢喃喃地说了一大堆已经记不清、想不起的甜密的废话，两节火车皮都装不下。
后来，余重向我提议去静园。依园在校园的东部，静园则在西部。静园比依园更为开阔，布局设计也更为考究。座落在静园北面的日本研究中心和美国研究中心，是两座毗邻的小楼，看上去不像是研究机构，更像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花园别墅，我总是想象美国研究中心应该在门口养一只雄赳赳、气昂昂的纯种洋狗。日本研究中心前是一大片草坪，无论是绿草如茵，还是冬天里那种柔和体贴的枯黄，都让人想去坐一坐。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男女之间，房事确实足以影响情事。章竹安成了一个无形的阴影，使我难于承受和余重的鱼水欢情。余重不愿再向我提出要求，即不再给我最隆重的赞美。这使我们的关系有些怪怪的，说话和不说话都透着不自然。晚上上了床，两人背对背地躺下，无话可说，那是一份说不出的冷漠和疏离。有几次我真想对他说：你来吧，来要我吧！我不是真的想要他，而是实在受不了这种不远不近、不痛不痒的隔阂与隔膜。我和他又不得不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之下，我不知该如何提出搬出去另租房子住。我真快被逼疯了。
一天晚上吃过晚饭，余重又在看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有一个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声音在喊：你拍一，我拍一，小霸王出了学习机；你拍二，我拍二，学习游戏在一块儿；你拍三，我拍三……余重不等人家拍完，就开始疯了似的换台。我在厨房里洗碗，恨不得他把那个破电视早弄坏早好。
“笃笃笃”，一个理直气壮的声音在敲门。我赶紧擦擦手去开门，是柳吉，花枝招展、嗲声嗲气的，整个儿一个自我感觉错了位。我不冷不热地应酬她，她也就三言不搭两语地聊了一会儿，末了又是借余重陪她去看电影。
四平电影院，新片子，梁家辉主演的。柳吉的补充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而且令人生厌。发嗲也不分个对象，真是习惯成自然。
她早就满十八周岁了，有行为自主权，用不着我管。我尽量把语调放得轻松无谓，小心不流露出醋味儿，让她幸灾乐祸、自鸣得意呢。
余重换好衣服，屁颠屁颠地跟人家走了。
我像往常一样把他们送到门口，转身到阳台上去。不一会儿，就见两个人拐过来了，肩并肩，靠得很紧，由近及远，消失在夜色中。
他俩倒像一对般配的情侣，而我则是一个窥视和觊觎人家幸福的多余人。
我被这个一瞬之间的念头激怒了。我真是一个又傻又笨的大头鬼，男朋友拱手让给人家，自己却独守空房，断然没这个道理！我忽然开始厌恶柳吉，这个没脸没皮的女人，也配做我的情敌。柳吉是那种喜新不厌旧的主儿，老情人捏在手里一大把，歪瓜裂枣，陈芝麻烂谷子，一个也舍不得丢掉，和谁都有一手、有一腿的，早在大学时，她的传说就能汇编成牛津大辞典那么厚的一大本！也亏了她记性好，那么多亲亲哥哥也没张冠李戴。她也就是凭这个本事，凭这份狐媚小气赚钱、办事、玩乐、过活，过得有滋有味，活得有声有色。我忽然意识到对柳吉的厌恶已经开始分流，一股是轻蔑，一股是嫉妒。
天下起雨了。雨点噼哩啪啦地敲着窗户。顺着玻璃一道一道地流下来。我呆呆地站在窗前，看着大马路一点一点被淋湿了。
女人的脸隔了雨中的窗，总是格外凄苦，不流泪也像在流泪。
我转身撞到衣橱前，从橱子底下翻出雨鞋套上，把脚上的拖鞋甩得老远。捞起门外的雨伞就往外冲。
雨越下越大。
桔红色的路灯光，倒映在湿漉漉的马路上，公共汽车像放大了的有窗户的沙丁鱼罐头，装上轮子，一盒接一盒地在水淋淋的带子上滚过。下班的高峰时间已经过了，马路上的塞车依然不减。出租车们如红色的铁甲虫，爬爬停停，流动的是自行车，披着五颜六色的雨披。
冲到四平电影院，我的裤管上溅满了泥水。我收了雨伞，抖抖伞上的水，买了张票进去。
电影还没正式开演，在亮着灯放广告短片，又是“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场内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十个观众，我一排一排地打望过去，哪里有那鬼男鬼女的影子？
电影开演了，见鬼梁家辉！梁家辉的脚丫子也没有！我的心在冰凉冰凉地下沉，血却火热火热地往上涌。电影是《西雅图彻夜不眠》，美国的，一个爱情故事。女主角总是在说：爱上一个人，那感觉，就像——着了魔！
哦，着了魔！我颓然地靠在椅子上，茫然地盯着前排紧紧贴在一起的两颗后脑勺，在无边的黑暗里无声地抽泣，不知为谁而哭。
五
我去上班的时候有些没精打采，虽然为了提提精神，我特意换了一件鹅黄色的马海毛长披风，这在灰暗的冬天里很打眼。我甚至破例地化了化妆，早晨坐在镜子前面，慢条斯理地描眉画眼，足足鼓捣了半个多小时。涂上口红一张脸顿时艳丽起来，在我自己看来不免有些面目狰狞，又联想到路边那种香气熏人的妖冶女人，挽傍着俗气的半大老头子招摇而过。我照来照去，最后还是用纸巾擦去了口红，但粉底扑在明显憔悴的脸上，真像茄子上面挂了层霜。
今天好漂亮。我出门的时候，余重追在后面喊一句。
谢谢夸奖，牛奶在厨房窗台上。我头也没回，冷漠地交代了一句。
到了班上，发现办公室里的气氛似乎特别沉闷。老色鬼居然没像以往那样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作为招呼，他也像只霜打的茄子，耷拉在办公桌前。
凭心而论，老色鬼做人心肠不坏。他不过是对女青年比较热心，也许天生一副怜香惜玉的温柔心，动手动脚的越轨行为倒从来没有过，甚至连黄色笑话都听不得，更没有作风问题，白白地给我背后骂作老色鬼，五十多岁的独身老头儿，才真正是担了个虚名呢。至于做官，他也就做到这份儿上到头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再也爬不上去了。
我百无聊赖地翻着那一小筐的读者来信，稀奇古怪，什么样的都有，好像我是个知心大姐，谁都可以向我倒苦水。我又不是学雷锋做好事的免费心理咨询医生。
我有些恼火地把那堆废纸扔一边去了。
对面的老色鬼被惊醒了似的抬头看看我，半天没说一句话。
我魂不守舍地巴望着电话。电话铃一响，我就条件反射似的弹起来，每次抓起话筒，都是以一个轻柔的“喂？”开头，再以一个凶巴巴的“不在”结尾，没好气地把话筒掼下去。
我盼着是他的电话，又怕是他的电话。他的电话一完，这一天就什么盼头也没有了。我给这种心情折腾得疲惫不堪，心力交瘁。
中午，小梅硬拉着老色鬼去吃荣华鸡快餐，说是说话不兴不算数。也不知道他们哪辈子打的赌，到底谁是输家，谁是赢家。
小梅犹豫地瞥了我一眼，问，你一道去么？我摆摆手，他们就走了。
剩下几个人打牌不够手，又来拉我：三缺一，快来，救场如救火。
我抖抖二郎腿说：没见本小姐有请吃鸡都赖得去，还会陪你们打牌？
他们总算都滚蛋了，办公室里只剩我一个人。就这个时候，竹安打来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