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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七二年的冬天吧！我父母被遣送到原籍江苏淮安，到老家不久就身患重病，母亲的风湿病也发作了，我去着他们。为了省钱，在永定门车站买了慢车票。火车误点，拖到深夜也没来。在空荡荡的候车大厅感到浑身发冷，便裹严围巾口罩，到外边的广场上跑跑步，好使身体发热。在漆黑的广场上，忽然一个姑娘和一个男孩儿站在我面前。男孩儿提着旅行包。这姑娘对我说：
“我们买车票钱不够，你能帮助一下吗？”
我听这姑娘说话怯生生，声音低沉，不象经常讨饭人的腔调，就伸手向衣兜掏钱。
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蹿出一个穿军大衣的男人拦住我，上来一把抓住这姑娘的胳膊，好象抓到一个小偷儿。并对这姑娘厉声说：
“好呵！你刚才也对我说买车票钱不够，要走了伍角钱。你为什么还找他要？这是诈骗！走，跟我去派出所！”
姑娘使劲甩胳膊，想摆脱这男人的手，连连说：“你撒手；撒手！”声音又小又急，但这男人死死抓住不放。
“算了，他们提着旅行包，看样子是上车赶路的人！”我说。我向来希望息事宁人，不愿看到弱小者过于难堪。
“嗨！你这同志，受了骗还替他们说话。你能保证他们不是坏人？你也得跟着去一趟，到派出所去作证！”这男人不依不饶，一手抓着姑娘，一手抓住那提旅行包儿的小男孩，刚走几步，姑娘一妞头，她的脸给远处一盏小灯照见。这缠着深色围巾的异样白的脸儿好面熟，就在这一瞬，她大概也认出我来了，忙低下头。但我已经确信无疑：她是简梅！我不禁大吃一惊，却来不及弄清这是怎么回事，必需先帮助她和那男孩儿脱离困境。我立刻拦住那男人，对他说：
“你甭管了！我认识他们，他们不是向你要了伍角钱吗？给，我给你！”
我拿出钱，塞在那男人手里。那男人莫名其妙，似乎还要纠缠什么，我已经拉过简梅和那男孩走了．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一边走一边问，她没回答，我又问，“这男孩儿是谁？”
“我弟弟。”她说。
我头一次知道她还有个弟弟。
“你们要去哪儿？”
她回答得很简单：
“我和弟弟到黑龙江去插队，回来看我爸爸。他上星期就被送到河南一个农场劳动去了。我们事先不知道，白跑一趟，打算今晚返回黑龙江。”
这姐俩的景况可想而知。我问：
“你们……你们吃东西了吗，这么冷。”
她和那男孩儿都没说话。
我领这姐弟俩到车站的日夜食堂吃包子。我买了许多，那男孩子见到热气腾腾的包子端来，毫不掩饰自己的饥饿，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只顾吃，也不说话。我问他叫什么，他仿佛腾不出嘴来说话，简梅替他说：“他叫简松。”说着解去头巾，她依旧很美，室内的暖气使她脸颊的气色微微变红。她是那种真正漂亮的姑娘，淡妆浓抹总相宜，不会因衣着破旧而显得寒酸，也不会因华服盛装而显得艳俗。此刻她很少说话，手捏一个包子，微微张开唇齿一点一点吃，好象在品尝。
“你尽量多吃呀！”我说。
她反而撂下包子说：“我刚才吃饱了。”就不再吃了，把自己碟里的包子都给了弟弟。简松也不推让，顷刻一扫而光。
“你们在黑龙江生活得怎么样？”
“好呗：”
她带着冷冷的嘲弄说。她始终垂着头，没抬眼看我。大概由于刚才发生的事，她不好意思正眼瞧我了。我也万万没料到在这种情况下碰到她。这样我们就没有更多的话好说了。她默默地从衣袋摸索出伍角钱，放在我面前说：
“刚才你替我还了那人伍角钱。还给你！”．
“这”
“谢谢你。我们该走了。”她这才抬起脸来，所给我的感激微薄得很。我不怨她。我懂得，一个受伤的自尊心会怎样顽强的自卫，相反我有点可怜她了。
“你们缺钱吧！我可以支援你们一点。”我说。
“不，我不需要任何人施舍。”她说。
实际上，她在认出我之前，向我讨钱时，不正是向我寻求施舍？
“算借的，将来还，行吗？人生无处不相逢，早晚还会碰面的。”
我说得很诚恳。拿出四十元钱递给她。
她犹豫半天，好象在决定做一件分外艰难的事。然后慢吞吞地、艰难地、尴尬地向我张开手，接过钱，同时给我一个目光。我真不愿意看见一个好强的人给我这样的目光。
这姐弟俩去了。我站在车站广场上目送他们。入夜的冬天分外寒冷，她紧紧搂着弟弟。我瞧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涌出要去保护一个困苦女子的男性所特有的感情。
在对她的回忆的相册里，有几页是空白的。没有她的形象，影子也没有。自从那次在车站不寻常的邂逅之后，我就办理了随同父亲“遣返”的手续，迁居淮安乡下，为了在有病的父母身边尽尽孝心。世界不要他们，唯我能给他们安慰。我在穷乡僻壤中苦苦求生尚且艰难，谁又知简家姐弟俩在遥远而寒冷的边陲怎样生活？那时代，生活给每个人留下的空间极其狭小，并在这小空间里加上十足的压力。使人只能顾及周围那么一点点攸关切身利害的事情。我仅仅在一次翻动书箱时，无意中从一本旧书中间发现一页剪报，就是我当年为简梅写的采访《键盘上的希望》。如今这希望已经被现实撞得粉碎。当然它只是那时被消灭的无数的大大小小希望中最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她此刻正在生活的键盘最低一组的琴键上挣扎吧！我想。那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待我又一次见到她时，十年沉重的岁月过去了．
想到这次，我的眼睛一亮，耳边竟然响起一片暄啸和狂喊，这是天安门广场上怒不可遏、火山进发般的呼吼，还是苦尽甘来、令人悲喜交流的十月里的欢叫？喊呀，叫呀，挥舞拳头呀，五色的彩带漫天飞舞呀，不！我从记忆的深井里跳出来一看，原来是面前的电视屏幕变了画面。刚才那部影片早已演完，正在播放一场英国人喜爱的异常激烈的橄榄球比赛的录相。呼喊、挥拳、抛掷彩带，都是球迷们的狂闹。
我起来“啪”地把电视关了，灯也闭了。一片漆黑包围着我。但是，黑，有时并不能使人闭上眼睛，反而叫人张大瞳孔努力把里边存藏的东西看清。
五
一九七九年。中国如同再次脱开母体的新生儿。一切都不适应，一切还没完全过去，一切又都重新开端。打开的桎梏还没有完全从身上卸下，满怀希冀中难免疑虑重重，带着恶梦残留的恐惧面向又大又空的未来。这未来任人们用幻想的大笔去涂抹和充填。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象中的未来，未来又能象谁料想的那样？它总是在含糊不清的时候最有魅力，就象这个刚从黑暗的母胎里痛苦分娩出的新时代。谁知道它渐渐会长成什么模样？
这时代，又象风儿吹动的大海，所有舟船都颠簸不稳，扬帆却正好开航；这时代，还象战后、象早春、象黎明、象溺水上岸、象起死回生、象松绑、象大地返青，也象一场非凡的大胜利。生活，再一次敞开人们心灵的窗户，点燃人民心中不灭的热情，把自由还给它的主人人民。但这自由有多大？有没有边界和轮廓？会不会重新被没收？自由是个陌生的东西。它象水，没有它生态就会枯竭，泛滥开来却会酿成灾难。过去中国很少试验它，试验一次吧！陌生的路，需要一双有勇气走起来的腿！
大家都在试着迈步。还都张开嘴巴，吵个不停。这很象融雪的山野，到处发出欢快的喧哗；清凌凌的水随意流淌，在阳光下闪耀着一片眩目的亮点……
这时，我正回北京办理父亲错案的落实问题，也办理我返回北京工作的手续。但生活的节奏比想象得慢，困难障碍也比想象得多。我家原先的房子早在“遣返” 时就被人占了，只好住在大栅栏一家低等旅馆里，等候迟迟未决的准批手续。一天闲着看报，偶然从一位前些年含冤而死的著名音乐家的追悼会的消息中，看到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人士名单中有简梅的爸爸简山川的名字。真使我喜出望外。
一股莫名的冲动使我奔到她家。
依旧是那墨绿色的小门。真好，她家门口那块“街道革委会”的牌子已经摘去了。她一家人肯定又返回这安适的旧窠。只是院墙上还有当年用墨笔写的吓人口号的遗痕。时过境迁，这些吓人的东西反会使人发笑。但对于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