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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却深信，哪个社会也不见得使人一切都心满意足。小心蒙面大盗把你绑架了。”
“别吓唬人！死亡威胁过我，我早已经不怕它了。如果真有什么蒙面大盗，拦路抢劫，我倒想亲自去试一试被抢被劫是什么滋味。吃辣椒总比喝白开水有味。噢，你原来是个小马克思呵，真没想到。”她说着用鼻音发出几声短促的笑。她称我 “小马克思”就是从这次开始的。这当然是一种嘲讽。
“我从来没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说。我略略有点动气。
“我承认，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打败它的对手。但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常常吃自己的亏，哈哈哈……”她故意用笑刺激我，加重她的话的讥讽意味。
“有什么好笑？马克思主义者一边与对手较量，一边不断清除自己的冒牌货。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内容之一，就是辨别真假。”
“行了！如今世界上各种马克思主义已经有几十种。自己身边多得更数不过来。就让历史把这个‘责无旁贷’的区别真假的重任放在你肩上吧！我没这种能耐，还是走了好，免得‘假’的出来，我又得吃苦受罪，上当受骗。还总得擦亮眼睛，再擦两次，眼膜就得给擦破了！”
于是．她那涂了口红的薄薄小嘴，象机关枪一样朝我开火。好象我是她多年来坎坷生涯和不幸遭际的全部根由。人间任何一件事，都不止于一个道理，说服人并不容易。何况她的道理并非完全荒谬。可是出于我俩之间的习惯，在斗嘴时谁也不能退却，我就进攻她的薄弱处：
“你选中一个比你大十五岁，只认识一个月的人，做你丈夫，不过是为了嫁给他，可以把你带出国罢了。你对自己负责吗？”
“生活教给我：无论什么事，都得走着瞧。好坏靠运气，谁也不能预卜。” “但你的运气全押在这个仅仅认识一个月的男人身上了。”
“你认为是种冒险，或是牺牲？”
“是的。如果说冒险，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说代价，未免太大了！”
“世界上的事都得有代价。”
“如果你们不合适？”
“离婚好了！”她说得十分轻松。好象说一个空酒瓶和废报纸什么的。
“离婚？你把它看得这样轻而易举？”
她哈哈大笑：
“你这位‘解放派’竟然这么害怕离婚？你这个人的私事都没有胆量去碰，还敢去什么‘干预生活’？”
我没说话。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说什么也没用。由她去罢！我想。这是我们在国内最后一次谈话。我们之间这种谈话，她向来是不占上风就难以结束的。这次我有意让她占一点上风，算是为她送行。送行总是要给人一些快乐、祝福和安慰的。
她就是带着这些顽固又奇特的想法，跟着那男人走了。
我知道，她先到香港，随后又随那男人来到这里。她没有离婚，据她爸爸说，她生活得相当如意。我只想亲眼一见罢了。
我一走进索霍区的唐人街，立时有种异样的感觉。这里很象四十年代上海的霞飞路和天津的劝业场一带，只是更加破旧和灰黯。不知是这些旧楼维持着这里的人生存，还是在这里谋生的人维持着这些破房子的存在。只是林立的买卖招牌上写的都是中国字，注着英文。街上的人大多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比起牛津街上来来往往、高大精壮、面泛血色、大步流星的欧洲人，完全两样。他们是从哪儿来的？香港？台湾？东南亚？美国？来旅游还是久居此地？为什么在伦敦大街上很少见到一个，却都聚在这狭小又无趣的街上？来买他们自己用惯了和看惯了的东西吗？不，这些专卖中国物品的店铺，都是为外国人开设的。这些算盘、毛笔、宫灯、筷子、纸扇、铜佛和龙头拐杖呢？不过为了满足异国人的猎奇。他们又为何而来，……忽然，我这个远离故国才仅仅一天的人，好象失鸟飞回故林一般，一种亲切、熟悉、谐调、难舍难分的感觉，好象一团热气扑在我身上，使我陡然被感动了。哪来这种感觉？这些招牌上的中国字？大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们所说的家乡话？他们那些熟习的举止与神情？我想，炎黄子孙本色难移，肯定会万世不竭的！他们即使在地球的背面，在异国的闹市街头，也要顽强地开辟出一块使自己情感有寄托，心理有慰藉的地界……简梅也是为此之故，才来这里谋生吗？不知道。
“请问，钻石酒楼在哪儿？噢！对不起。”
我刚问一位路人，已然看见招牌。招牌极大，下边只有一个小门。但伦敦的铺子大多象牛魔王的肚子，口小肚膛大。外面只有一扇门，里边却上三层，下两层，多少英镑也填不满。
这是扇落地的无框的玻璃门。玻璃反光，如同不透明的一样。我才要推门，门儿自己开了，原来里边有位专管开关门、迎送客人的侍者。
“简梅小姐在吗？”
侍者朝我微笑一下，扭头用广东话叫一声。
简梅从里边的高台阶上轻快地走下来。她好象一直站在那里，就等着一声招呼。她一出现就使我一惊！她真是大变了样子，修长的身材穿着一条极合体的白软缎旗袍，下端绣着几枝花苞繁盛的银梅，又鼓又亮，好象金属的。外面被一件宽松又鲜艳照眼的大红毛衣。长长、打卷儿的头发自然地披落下来。我从来没见过她的头发这样黑、这样好。白旗袍、红毛衣、黑发，加上雪白的脸儿、红唇、黑黑的眉毛和眸子；红、白、黑，分明又夺目，的确漂亮极了。她身后还跟着两个矮粗的男侍者，好象什么贵妇人在夜总会出场露面时那种气派。就在我俩见面的一瞬，她对我流露出的惊奇的目光似乎感到很得意。我却立刻后悔了，我应当装得不以为然才是。
她请我在兼做起坐间的走廊的沙发上坐下来。问我想喝点什么。“啤酒吧！” 我说。
她从酒柜上端来两杯，给我一杯，她自己一杯。
“怎么样？”她问我。
“你很适合穿红的。”我说。不知我为什么这样说。
她更高兴。可能为此，她没有象往常那样，一见面就和我斗嘴。
“我爸爸好吗？”
“很好！”
“我弟弟呢？”
“大概也挺好吧：我出国前没来得及去你家，只和你爸爸通过一个电话。”
“你夫人呢？”
“还好！”
“嘿，都是好。好不能概括一切，好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区别，这些回头再谈吧！我先领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餐馆！”
她兴致勃勃陪我上上下下转了一圈。看了整座餐馆：楼下右侧是酒吧间，左侧是餐厅，楼上是专供包饭的单间。侍者都是华人。矮粗，长发，穿西眼，说广东话，互相长得很相象。黑西服的领口露出雪白的衬衫，上面好象粘着一个蝴蝶形的黑领花。我总觉得他们象什么，后来想到了相象物就暗自笑了：象一群肥壮的企鹅！
餐馆格局小巧，家具和陈设都是中国式的，餐具是碗筷，典型的中国餐馆。新奇的是，整座楼所有屋顶都吊着横斜穿插的干树枝，上面扎着绢制的红白梅花。
“这儿应当叫做‘梅花酒楼’。”我说。
“这是老板特意为我装上的。因为我叫简梅”她说着指指自己的旗袍， “这也是老板专为我定制的，你看，上边也绣了梅花。”她用受人恩宠、洋洋自得的口气说话。
“看来，老板待你很不一般。”
“当然了！他是以每周三百镑的佣金请我来当领班。原先我在东华餐馆当领班，一离开那里，那里顿时少赚一半钱。东华餐馆的老板再花大价钱请我去，我反而不去了。”
“你真行。是因为你漂亮，还是能干？”
“两样都有，你说呢？”
“我想说的，你都说了。”
说着，我们又回到走廊的沙发上坐下。跟着就来了一个传者，给我们送来两杯热咖啡，一个奶罐和一个糖缸。简梅下意识地搓着两只雪白细长、涂了银色指甲油的手，并没有答理这侍者、我对传者说一声：“谢谢！”侍者先是莫名奇妙地一怔，随即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样子，朝我一连深深点了几下头才走去。
简梅说：
“你为什么谢谢他？你来吃饭喝茶，得付钱，他赚了钱，就得谢谢你。这儿可不象国内你对服务员点头哈腰，他不高兴答理你，照旧不答理你。那种服务员要是到这里来混日子，保准不出三个月就得饿死在泰晤士河边。要不就得学会笑。怎么？你笑什么？这也是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吗？”
我又笑一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