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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吾家千里驹也！”夸得我昏头胀脑。自以为我大概真是一匹千里驹了。在文学
创作上探索了许多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终于懂得了我这匹自命不凡的千
里驹，其实不过是一只小毛驴。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剧本、写过电影，都不
见长进。因为每一次写作，都是为写作而写作，龇牙咧嘴地当作负担，累个不轻，
连自己都不感动，怎么能感动别人呢？！
1980年，我受《当代》杂志的约请，去河南写一篇报告文学，在河南住了一两
个月，跑了大半个河南省。一边跑，一边记下我想记下的东西。不知不觉间，便被
许多新鲜事物打动了。那时的河南，正是拨乱反正、新旧交接的历史时期，有辛酸
的血与泪的记忆，有正在前进着的脚步声，我又刚刚平反出来工作，第一次接触到
那么多的事情，感情容易激动。采访原河南省委书记乔明甫时，他讲到自己参加革
命四十几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他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国民
党的监狱，也坐过我们自己的监狱，最难过的，还是在我们自己的监狱。因为心里
实在委屈得不行。说着说着，他就失声哭了起来。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由他
也想起了自己的遭遇，想起了我所熟悉的许多老前辈的遭遇，我们俩哭成了一团。
一个已是白发萧萧的老人，一个则是刚刚平反的中年右派，泪水把我们的心灵完全
融合到一起了。那次采访像这样的事情我经历得很不少。所以后来写作长篇报告文
学《热流》时，简直有着克制不住的冲动，写得顺手极了。不少章节，我都是一边
流着眼泪一边写的。
还有，海南建立大特区，我从主观上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一定要写一篇
有点分量的报告文学。我跟着现已去世的原海南省委书记许世杰和梁湘同志一同去
了海口，还和世杰同志一道从海口去三亚，又从三亚到了西沙群岛。表面上看来，
该走的地方都走了，该看的也都看了，实际上采访得并不深入。等到写作时，才觉
得脑子里全是空的。 硬着头皮写了17000多字，回头一看，几乎全是别人写过的废
话、套话，一点用处都没有。我失望极了，甚至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写作。过了一年，
我又去了次海南，这次我有意识地避开了省里的领导，一个人单独行动。有时直到
深夜一点，我还要跑到海口街头外地年轻人开设的馄饨摊上吃馄饨，边吃边和他们
海阔天空地神聊。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东西，心里觉得有了些底，
仿佛可以写作了，但我还是没有写。因为，还有几位该采访的人没有采访到。比如
雷宇。雷宇是个有争议的热点人物，他原是海南区党委的领导人，因为出了个汽车
事件，犯了错误，被调离海南。可是老百姓仍然尊重他、怀念他，海南有个五公祠，
供的都是历史上的清官，雷字调走时，老百姓要再立个雷公祠。共产党的干部在他
还活看的时候，就有人要给他立生祠，这可是件新鲜事。我读过一篇有关雷宇的文
学作品，读着读着，止不住嚎啕大哭，我为雷宇的命运哭泣，也为美丽而又贫穷的
海南哭泣，为我多灾多难的祖国哭泣。写海南建立大特区的报告文学，见不到在建
立大特区中立过功、也犯过错误、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广泛影响的雷宇，我这篇文章
怎么写呀？于是，我又千方百计地在广州找到了雷宇，和他谈了一个晚上。这时，
也只有到了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可以动笔了。于是，我写了报告文学《热岛》。
这篇报告文学的完成稿只有800多字， 但是我曾经为它三下海南，付出的感情分量
确实是很重的。
我很羡慕那些下笔千言，倚案可待的才子。人的天赋和颖悟程度不同，我对他
们无可厚非。但我太笨了，我不能那么做，我宁愿多花些功夫，用以补拙。在写作
过程中，我还习惯于做苦苦的构思，通常都要搭上几个架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开中药铺，完全是毛主席批评的那一套。文章初步写好之后，再做无尽无休的修改，
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底子薄，文字不过关，所以每次写完后，我总要逐段逐句逐字地
苦苦琢磨，哼哼叽叽地念个没完没了，直到自己觉得可以心安时，才重新抄写寄出。
我的文章写得少，这也是一个原因。
情生方命笔，苦吟始成篇。这是我写作的一点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