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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的记忆又重回心头了！”
老旧的故事幕开在记忆里：
一群漂亮的，红面庞的女孩，
和我同坐接骨木的长凳上面，
（争夺地讲述着故事，背诵着诗篇）。
啄木鸟儿抛下树皮在她们帽檐。
她们的笑声好似一串银铃儿摇荡！
她们的笑声好似一串银铃儿摇荡！
如今郁金香依旧似旧的娇美，
啄木鸟儿依旧丁丁地伐木园树内。
但流亮的，清丽的笑声沉默了！
再听不见一串银铃儿的摇荡！
哦，《银铃》，原是留在他的记忆之中、久久难忘的她们的银铃儿般的笑声！
姚蓬子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为《银铃》所写的《自序》，倒是他自己当时思想的真实剖析。这篇《自序》，写及了自己往日的烦闷，后来的沉默，今日的奋进，可以说是他加入共产党以后思想日渐进步的印证。
这篇《自序》是姚蓬子早年思想的自我剖析，颇为难得，故全文照录于下：
人是没有方法逃避历史的支配的，正如草木不能逃避季节的支配一样。梭罗古勃革命后不再写什么文章了，苏德曼寂寞地度着他凄凉的暮年。从这两位去年刚逝世的老文豪的晚年的殁落，我们可以证明历史是不会对任何人殉私情的。
中国近十年间的历史，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历史。自然，有许多木乃伊或活死人，因为在坟墓中睡惯了，坟中的黑暗正适宜于他们的视觉，坟中的腐烂正适宜于他们的嗅觉，坟中的死寂正适宜于他们不会翻身的身体，他们再也不相信人间是有太阳与花，火与血，面包与情欲，狂风与暴雨了。
大概是我没有睡熟吧？我听见外面有风有雷之交响，我从墓缝中看见了外面有火与血的飞进。在坟里我觉得气闷。于是我开始在坟墓中爬着。
这些诗，是我烦闷在坟墓中的证据。
我开始作诗，是远在五六年前。那时，火与血之光己在中国的南部闪灼，历史已走上了新转变的前夜。那时我流寓在北京古城中，白天，我在图书馆里找寻着古代的叛逆者之迹；如Nietzsche，Schopenhauer，Baudelaiee，Poe，Artzibashev等等（引者注：即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美国诗人坡和俄罗斯极端悲观主义和非道德主义的散文作家阿尔志跋绥夫），都是我当年神交的好友们。晚上，不是躺在床上，一盏昏沉的煤油灯下，追着莎宁与巴莎诺夫（引者注：即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哲学家（Pierre Charron和十九世纪俄罗斯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家Баэаров）等人的影子，在横文的书籍中；即是跑上堕落者之集合所，以感伤的享乐来满足我变态的本能。这些诗，都是我变态的情绪的表现呵，我自信是如此。因为我那时无意识地毁坏着建筑在宗法制度上的“所谓合理”的生活，来恐吓那些好意地拖住我留在坟墓中的人们！
我有勇气把青春撕成了碎粉，掷给你们看吧！
日下，时代已不允许你叹气；除了推着时代的轮子往前跑，尽着自己的力量去催促历史早点完成它的使命外，还有说什么空话的闲暇，所以，我是沉默着已三年了。
搜集在此地的诗本来是无须印成册子出版的。因为有时想到自己短促的二十三年间的心境的变迁，正合着历史的演进，当我个人生活消极地崩坏着的时候，正是五卅前后（引者注：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中共党员顾正红。五月三十日，上海两千余学生上街，与巡捕们发生激烈斗争），旧的殁落从都会蔓延到乡间，整个宗法社会陷在消极的崩坏状态中的时候。为了纪念我自己，所以冒昧地将这些诗付印了。
愿亲爱的读者们放下这本无聊的小册子，拿起你们的战斗的武器来。
能够意识到旧中国是座坟墓，意识到自己以往的小诗是“我变态的情绪的表现”，表明了姚蓬子的思想在潘汉年的影响下，发生了跃变。正因为这样，他才自认诗集《银铃》是“无聊的小册子”，并劝说读者“拿起你们的战斗的武器”。也正因为这样，当他平生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之际，他没有沉醉于自我欣赏之中，而在自序里来了个自我否定。
确实，《银铃》之后，他再也不写那样灰溜溜、酸溜溜、娇滴滴、冷冰冰的诗。他从月下花前“露丝”、“菲菲”转向进军的鼓点，从爱呀蜜呀吻呀唇儿呀转向时代的烽火，他不再欣赏银铃般的清脆，而是热衷于那鼙鼓的宏亮。
出任“左联”执委
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下午，在上海窦乐安路北四川路的中华艺术大学二楼（注：今上海多伦路一四五号），三三两两来了许多陌生面孔。走进大门时，来者总是用警惕的目光回头看一眼。
鲁迅来了，画室（冯雪峰）来了，田汉来了，夏衍来了，潘汉年来了，姚蓬子也来了。六七十个人，挤满了不大的会场。
下午二时，会议正式开始。这一时刻，被庄严地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在这里诞生。
会议的主角有二。那个穿长衫、留八字胡，操一口“绍兴官话”的长者，自然是最孚众望的鲁迅。另一位主角一身西装，往常几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这次会议的幕后组织者、领导者，便是这个年仅二十四岁的“小伙计”——潘汉年。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会议。
一老一少两主角，都在会上发表主旨性讲话。鲁迅讲话的记录稿经冯雪峰整理，后来发表在一九三零年四月《萌芽》月刊一卷四期上，也就是那篇名作《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鲁迅的目光，总是看得很远很远。他一边燃着纸烟，一边侃侃而谈。
姚蓬子坐在离鲁迅不远的地方。他百分之百地听见、听懂鲁迅的“绍兴官话”。鲁迅的话，曾经振动过姚蓬子的耳膜，可惜未曾震动他的灵魂。象穿云透雾一般，鲁迅的话敏锐而又深刻。
鲁迅的话，那般敏锐，那般透彻：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引者注：今常音译为“沙龙”），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无足靠。并且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又如毕力涅克和爱伦堡，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子，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
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