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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十年的历史,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历史。自然,有许多木乃伊或活死人,因为在坟墓中睡惯了,坟中的黑暗正适合于他们的视觉,坟中的腐烂正适宜于他们的嗅觉,坟中的死寂正适宜于他们不会翻身的身体。他们再也不相信人间是有太阳和花,火与血,面包与情欲,狂风与暴雨了。”
“大概是我没有睡熟吧?我听见外面有风与雷之交响,我从墓缝中看见了外面有火与血的飞迸。在坟里我觉得气闷。于是我开始在坟墓中爬着。”
“这些诗,是我烦闷在坟墓中的证据。”
潘汉年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不管怎么说,那些小诗毕竟是蓬子的创作,是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留下的第一个脚印。
当然,这些小诗在杂志上发表,蓬子所拿到的稿费,如同沾在胡子上的饭粒。
姚蓬子徜徉在四马路上。一九不五年夏日,忽见四马路麦家圈口豫丰泰酒馆的楼下,热闹起来,挂出了新牌子:北新书局发行所。
姚蓬子踱了进去。人称他是“巡阅使”,什么书店都爱进去翻翻书,打听出版界的最新消息。
一回生,二回熟,姚蓬子结识了那里的老板李志云。
北新书局原是一九二四年秋在北平创办的。当时,开设在李志云家中——北平翠花胡同。
上海毕竟领中国出版界之先。一九二五年夏,北新书局便南迁上海,总店设在上海宝山里,而在四马路开设了发行所。
姚蓬子从李老板那里得到重要的出版信息,北新书局正准备推出一套“欧美名家小说丛刊”。
姚蓬子感到机会来了,马上告诉李志云:“我正在细读法国名家果尔蒙的小说,打算着手翻译。”
“书名叫什么?”
“《处女的心》”
“好,好,好一个《处女的心》!这样的小说,销路会不错。”
李老板当场拍板,同意出版《处女的心》译本。
就这样,姚蓬子从诗人“改行”,成为翻译家了。
一九二五年冬,十九岁的姚蓬子出现在诸暨姚公埠老家。一顶花轿把恋人周修文抬了进来。
新婚不久,新郎就匆匆赶回上海了。新娘回到娘家去住。过了些日子,姚蓬子把她接到上海,从此姚蓬子算是在上海安家了。
一九二七年初,北新书局发行处的书架上,出现了一本新书,印着:“《处女的心》,果尔蒙著,蓬子译”。
这是姚蓬子平生的第一本书。
李老板果真有眼力。《处女的心》上架之后,很快就销光了。
到了一九二七年八月,北新书局又再版《处女的心》。
也就在四马路上,姚蓬子结识了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使他从象征派的颓唐的泥潭里挣脱出来,振奋起来,走上了坚实的布尔什维克之路。
论年纪,小伙子比姚蓬子还小三岁。他是江苏宜兴人,长得风流倜傥,上舞台演小生不用化妆。此人本来也在光华书局,在张静庐手下当小伙计。他又是郭沫若的密友,是创造社的一员。当郭沫若发起成立“创造社出版部”时,他又成为郭沫若手下的小伙计。一九二六年,郭沫若和郁达夫一起,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南下执教。创造社的两员大将走了,那在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便由此人和周全平,叶灵凤三名小将支撑着,人们称这三人为“创造社小伙计”。虽说他们的出版部设在上海闸北宝山路的三德里,可是他们编的《幻洲》半月刊,委托光华书局印行。《幻洲》半月刊用四十开印袖珍本,内容分上下两部。
上部为文艺版,由叶灵凤主编;下部叫“十字街头”,登载评论。
杂文,由那小伙子主编——他居然因此自称“下部编辑”。
常来常往,“下部编辑”便与姚蓬子熟悉起来。
这位“下部编辑”幽默。开朗、爱说爱笑,象一块炽炭一般,总是热乎乎的。姚蓬子常跟他谈诗、谈小说,渐渐地谈社会,谈文学的前途,谈内心的向往。虽说姚蓬子年长于他,可是,当论及人生时,“下部编辑”那种不凡的谈吐,深遂的思想,使姚蓬子对他个由得敬慕起来。
此人便是潘汉年。一九二五年,他才十九岁,便已是C。P。——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是这位“下部编辑”悄然把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借给了姚蓬子。姚蓬子意识到,“下部编辑”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一九二七年二月,“下部编辑”突然从上海消失了。据他说,父亲潘莘华病重,他不得不回宜兴照料去了。
“下部编辑”半年后,方才露面,脸晒得黑黑的,显得老成得多。半年之间,他仿佛长了好几岁。
其实,那是他接到郭沫若的一封信,投奔江西南昌去了。那时节,郭沫若已经不在广州中山大学做教授了,投笔从戎,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在南昌,要办一张报纸,需要得力的编辑。他记起了潘汉年,把“小伙计”请来了,出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革命军日报》总编辑。
在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二十一岁的潘汉年成为领队,带着一批共产党员回到上海,向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到。
表面上,潘汉年还在编他的《幻洲》半月刊。还在做他的“下部编辑”。几个月的戎马生涯,使他迅速地变得成熟起来。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为了加强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工作,决定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命潘汉年为“文委”第一书记。
潘汉年着手在上海文化界发展中共党员。他考虑到姚蓬子虽然正陷于颓唐,却是因为对国家的前途失望而忧心。他委婉地向姚蓬子透露了自己的意思。姚蓬子当即表示了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愿望。
于是,由潘汉年作为入党介绍人,姚蓬子在一九二七年底,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小伙计”,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对诗集《银铃》的自我否定
自从成为“C。P。”,近朱者赤,姚蓬子在潘汉年的影响下,从灰色的阴影中迈上了光明之路。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号的上海《新文艺》杂志上,刊登了水沫书店的“水沫丛书”新书广告——蓬子诗集《银铃》出版。广告是这么介绍《银铃》的:
“篷子先生是研究着象征派的法国文学的人,所以他(的)
诗也完全有着象征派的法国诗风。《银铃》一集是他以前的诗底精选集。据作者自己说,以后的诗格又要改变了,那么这集将成为他的诗艺上可贵的遗产,爱读作者之诗的人不可不购一册。”
确实,自《银铃》诗集出版之后,蓬子的“诗格”变了。他从忧伤转为激进,从彷徨转为前进,从月儿花儿露丝菲菲转向进军的鼓点,他的诗从颓废中振奋起来。
他的《银铃》,自一九二九年三月初交上海水沫书店刊印,才十几天——三月十五日,就出现在上海各书摊上了。初版印了一千册,薄薄的六十五页,定价三角。
《银铃》共收入蓬子早期诗作三十八首,即《秋歌》、《破琴》、《野柳》、《今晚》、《新丧》、《莫要娇笑》、《酒后》、《蹀躞》、《悼——》、《寄S。M。》、《黄昏》、《痴》、《从此永别》、《小诗》、《古城》、《红灯憔悴后》、《重来》、《岁暮》、《荒村》、《春情》、《银铃》、《田间》、《在你面上》、《怪松》、《他》、《莫心痛》、《秋》、《小诗》、《医生》、《To Mary》(本书作者注:即《致玛丽》)、《自从我死去了母亲》、《雪夜》、《歌舫》、《是葡萄憔悴在蔓藤上的夜了》、《苹果林下》、《坂道上》、《我枯涩的眼光》、《我愿我的心是一条可爱的小径》。
他选取了其中的一首《银铃》,作为诗集的名字。这首《银铃》如下:
新雨之后荒园是泥泞地,
啄木鸟儿丁丁地伐木园树上,
更啄落了潮润的新鲜的红蕊。
我穿上了古老的,宽大的木屐,
独自漫步在,漫步在雨后的荒园。
我心儿忽地疼痛,流注着血般。
“什么东西刺伤了你?”我禁不住自问。
“衰老的记忆又重回心头了!”
老旧的故事幕开在记忆里:
一群漂亮的,红面庞的女孩,
和我同坐接骨木的长凳上面,
(争夺地讲述着故事,背诵着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