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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
鲁迅一口气例举了那高呼“法西斯万岁”的意大利作家邓南遮(一八六三——一九三八),那曾向往革命又隐入苦闷而自杀的俄国诗人叶遂宁(一八九五——一九二五),那苏联革命初期所谓“同路人”作家毕力涅克(一八九四一?),那个与十月革命相抗的俄罗斯作家爱伦堡(一八九一——一九六七)以及中国清末的“南社”,再三敲响了警钟:“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中国诗人姚蓬子身上,有没有俄国诗人叶遂宁的影子?鲁迅的近乎先知先觉的话,姚蓬子并未在意。鲁迅的话竟成了姚蓬子命运的预言……
姚蓬子亲耳听见了鲁迅的这番醒世之言。他,正坐在左边,坐在一大群左翼作家之中。他压根儿没想到,他后来一下子成了“右翼”作家,是那么样的容易!
到了下午四点,演说结束,开始选举,当场选出第一届“左联”执行委员:鲁迅,沈端先(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周全平,蒋光慈,胡也频,柔石,姚蓬子,华汉等。
“左联”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农工作部、总务部。
姚蓬子出任执委兼总务部长——在众多的文人之中,姚蓬子具有“经济头脑”,善于结交各色人等,所以“总务部长”之职非他莫属。后来他成为作家书屋老板,也充分显示了他的“经济头脑”的“才华”。
自从成为“左联”的执委之一,姚蓬子与鲁迅、冯雪峰、潘汉年有了经常的接触。
他已“告别”了法国的象征派,不再写那种忧思仲仲的小诗了。
他把手头已经开译的法国果尔蒙(出书时,蓬子却又译为“果尔梦”)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妇人之梦》翻译出来,交给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一九三零年二月付排,一九三零年三月就出版了。
蓬子为光华书局主编“欧罗巴文艺丛书”。《妇人之梦》列入了丛书。他又从英译本转译了苏联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我的童年》,也列入“欧罗巴文艺丛书”。这本书长达四百三十八页,从一九三零年十一月由光华书局印出初版之后,成了畅销书,印数远远超过了果尔蒙的小说,除了自己动手翻译外,姚蓬子还组织了“欧罗巴文艺丛书”十多部译稿。
姚蓬子对苏联小说发生了很大兴趣。他选译了八篇苏联小说,编成《俄国短篇小说集》一书。这本书最初作为“欧罗巴文艺丛书”之一,由光华书局于一九三一年印行。后来,被收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于一九三七年三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此后,又重印多次。
《俄国短篇小说集》的首篇《人性的风》,作者便是鲁迅提及的苏联“同路人”作家毕力涅克(Boris Pilniak,蓬子译为“皮涅克”)。鲁迅把此人作为从“左翼作家”转为“右翼作家”的典型之一。此外,《俄国短篇小说集》还收入莱昂诺夫(LeonidLeonov)的《伊凡底不幸》,A·托尔斯泰(A1exey N。
Tolstoy)的《白夜》,左祝梨(Efim Zozulia)的《阿K和人性故事》,洛曼诺夫(panteleimon Romanov)的《恋爱的权利》,理定(Vladimir Lidin)的《青春》,略悉坷(N。N。 Liashko)
的《铁链的歌》,亚莱克西夫(Glieb Alekseev)的《异样的眼》。
在《译后杂记》中,姚蓬子谈及了他偏重于选择俄国的“同路人”作家的作品:
在译成这本《俄国短篇小说集》之后,我觉得有在本书后面附几句话的必要。
第一,要将一九二一年以后的新俄短篇小说,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作一完整的透译,在我底能力与时间固然也办不到;但要在象这样一本薄书里要求获得一个完壁,也是实际上所不容许的事。现在译在这里的,除略悉河之外,都是同路人底作品。
所以多译同路人底作品,是因为,几部出现在新俄文坛上的巨著,在中国都有了译本,而同路人底重要作品,译到中国来的却很少。所以在开始选择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观念,纵然是不充分的,不完备的,也要将这部译集作为介绍同路人作品底一个小小的尝试。
第二,这数篇小说完全是从英译转译来的。虽然想尽我我能去保存各篇小说底风格,但以我底文笔的不美丽,不畅达,而且又是转译来的,要丧失原文底不少精彩这缺点,是没有方法可以弥补过来了。
一九三一年六月,蓬子,在上海。
此外,姚蓬子还与杜衡合译了瑞典作家斯德林保的长篇小说《结婚集》,也列入“欧罗巴文艺丛书”,由上海光华书局印行。后来,在一九三二年十月,改由上海大光书局印行。
蓬子和《北斗》
一九三一年盛暑,格外的热。一个短发、穿连衫裙、二十七岁的少妇,常常来姚蓬子家。她的性格本是活泼、开朗的,由于意外沉重的打击,使她变得沉默寡言,脸上几乎没有笑容,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
她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跟姚蓬子轻声地商量着。每一次,总是她点了头,姚蓬子去办。看得出,她决断迅速,说一不二,是一个很有魄力的女人。
这位湖南少妇,便是蒋冰之,是一个颇有魄力的女人。她出生在湖雨的显宦门弟,有着不寻常的经历:她的中学同学杨开慧,便是毛泽东的夫人;她的丈夫胡也频,是颇负盛名的青年作家;她从二十三岁时以笔名丁玲发表作品,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等轰动了文坛……
一九三零年五月,她和胡也频从济南来上海,潘汉年和姚蓬子便去看望他们。经潘汉年和姚蓬子介绍,丁玲和胡也频双双参加“左联”。十一月初,在“左联”会议上,胡也频当选为代表,准备前往苏区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当胡也频到上海东方旅社接头之际,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二月七日,上海龙华响起一阵枪声,胡也频倒在血泊之中。丁玲陷入痛苦的深渊。她终于以惊人的毅力抑制心灵的巨创。她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后,在上海兆丰公园秘密会见了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她说:“我需要的不是别的,是工作!”
于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安排她出任《北斗》文艺月刊主编。丁玲在上海文坛上已有很高的知名度,她当然是主编的合适人选。
毕竟孤掌难鸣,何况那时的丁玲,尚未入党。于是,冯雪峰和潘汉年给她调来两名助手,一个便是姚蓬子,负责跑印刷厂,也担任一部分编辑事务;另一个是“左联”作家沈起予,懂日文,负责编辑译稿。这“三驾马车”,便成为创办“左联”刊物《北斗》的“开国元勋”。
丁玲在她的《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中,这样述及《北斗》的创刊以及她与姚蓬子的合作:
冯雪峰对我说,中央宣传部研究了,说有个工作要我来做比较合适。他说,现在有的人很红,太暴露,不好出来公开工作;说我不太红,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中央要我主编《北斗》杂志,这是左联的机关刊物。在这之前,左联也曾出过《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斗争》、《巴尔底山》(引者注:“巴尔底山”即英文“突击队”译音)等,但都被国民党查禁了。冯雪峰说,《北斗》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
我提出来一个人办有困难。于是就决定由姚蓬子和沈起予(引者注:沈起予,四川巴县人,生于一九零三年,卒于一九七零年,现代作家、翻译家。一九二零年起到日本求学,一九二七年回国。一九二九年再度去日本。一九三零年初回国,参加左联)协助我,由我出面负责。我负责联系作家,看稿子;姚蓬子负责跑印刷所,也担任部分编辑事务工作;沈起予懂日文,他就管翻译。……
就这样,姚蓬子与丁玲共事,一起致力于创办左联的重要刊物《北斗》。
一九三一年,就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日——九月二十日,一份崭新的大型文学杂志出现在上海书报摊。那淡黄色的封面上,印着一幅黑色的天体图,标明着北极垦和北斗,上方印着两个黑色刊名大字《北斗》。
二十五岁的姚蓬子非常活跃,不光是热心于跑印刷厂、编稿子,而且居然也写起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