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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生产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之后，一个重大的挑战悄悄地向我走来。
这挑战，竟然是来自周博士。
芯片的生产，我们原来一厢情愿地希望由韩国的三星半导体来承担。因为当时我们公司和三星半导体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可是周博士提出，应该多找几家做一些比较，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的利益。道理听起来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也一致同意。整个事情是在周博士一手操控下，由TRW人员进行的。他们向几家候选企业发了邀请，提出了我们的边界条件。反馈的结果，却有些出乎我们的预料——一家在硅谷的小公司给出的条件最好，不论是价格还是流片时间。这家小公司是专门从事芯片设计的，其生产外包给韩国的LG半导体。
由于三星半导体在美国的总部也在硅谷，我们决定对这两家公司作实地考察。我们同Pete和Mitch； 乘飞机来到了IT产业的发源地硅谷。飞机落地，硅谷掩映在一片绿色当中，就像一个大花园，极少见到高一点的建筑。当时泡沫经济还未形成，硅谷远不如现在拥挤和繁华。我看到三星的办公楼，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而那家小公司，只是有十几个人，租了一个小地方办公。接待我们的是公司的老板，一个颇年轻的越南华裔。尽管他不会说汉语，我们还是感到了一份亲切。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他便聊起了过去的经历。原来他也曾在TRW工作，并且与周博士是朋友。听到他这段经历，中国人特有的敏感告诉我，事情好像不像我们原来想得那样单纯。
回到洛杉矶，我们内部马上开会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必须坚持用三星半导体。周博士显然胸有成竹地来听我们的意见。我们的反映让他有些意外。他提出了非常站得住脚的理由认为我们应该用那家小公司。对此我们只能以公司太小，缺少抗风险能力等为由，坚持我们的观点。“可是，”周博士道：“三星承诺的时间根本无法满足我们的要求，而且价格也高。”“这样吧，”我们的总工程师建议：“我们和三星总部再谈一下，请他们考虑我们双方的长远合作，重新考虑一下时间和价格问题。”总工是轻易不表态的，周博士只好同意。周博士建议让三家公司进行新一轮的报价。
一个星期过后，三家公司的报价都出来了，那家小公司给出了更为优惠的条件。事情有点麻烦。
看到这一情况，我们几个人分别与TRW的相关人员谈话，试图劝他们同意与三星半导体合作。但是Pete和Mitch等人态度坚决，希望用那家小公司。整个局面僵持住了。
我便找到周博士在这个项目上的行政助手英先生。他也是台湾人，正值不惑之年。在这个项目中，他没有介入技术工作，主要帮助周博士处理管理协调等问题。他对事情的过程还是比较清楚的，而且同为中国人，不像美国人那样看问题简单。所以他应该也查觉到了事情的蹊跷。“谢耘，我知道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是我现在帮不上忙。周博士态度非常坚决，我不敢介入此事。他在TRW内部和很多相关的高层管理人员已经在讲：‘谢耘是个年轻人，没有经验，说话没准。’我真的希望你们能成功。就看你们的本事了！”英先生的话让我有点吃惊。在美国，工作上的事情是极少涉及“personal”的因素的，否则会被认为职业道德有缺陷。
周博士看到我们也很强硬，便又提出一个建议：为了降低风险，我们同时选两家来做。我们再次商议，大家建议我直接去找周博士的大老板，TRW太空电子的副总裁Paul Sasaki先生…一个日裔美国人。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我打电话给Paul的秘书，希望能和他有一个小时的谈话时间。
当天下午，Paul来到了我们的办公室。我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阐述了我们的意见。主要是谈；像这样一个重要的项目，用一家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公司风险太大，而两家同时做并不现实。因为我们没有人力同时支持两个合作伙伴。我只字未提那个小公司的老板曾在TRW工作，并且是周博士的朋友这两件事情。更没有把我们内心的猜测告诉他，我已经习惯了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在谈问题的时候，你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不能根据猜测做判断。否则大家会认为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Paul只是问了一些情况，说回去会在他们内部开一个会。
第二天，英先生告诉我，在他们内部的会议上，所有的人都表示，让三星，那家小公司，或者同时选这两家，都可以。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周博士也是这个态度。根据他的性格，我认为他是不会退让的。Paul约我们公司总裁通电话，以便做最后的决定。我们赶紧和老板通报情况，“如果TRW认为几种方案均可以，那我就建议选三星不就完了吗？”总裁告诉我们。
就这样，一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冲突，以我们的建议被采纳而结束。这是我上大学以后第二次和别人发生如此大的冲突。
双方达成一致后，我病了一个星期。
就我的个性来讲，我是非常不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的。这次我也实在是被逼无奈，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只能面对冲突倾力一战。
我不知道周博士是如何看待这次冲突的。对我而言，尽管这是发生在我和周博士之间的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但是我心中依然对周博士充满了敬意和感谢。
我们按计划完成了产品工程样机的开发和测试，在美国的半年工作，很快就结束了。在美期间，我们的总工程师通过其过去的朋友，与加州TVB华语电视台签订了意向性合作协议。只要我们的产品能够按时生产出来，对方就会下订单。六月中旬，我们准备启程回国，作最后的生产样机设计和生产的准备，TRW则准备专用芯片的投产。
回国前，我们当时在加州大学一个分校学习的一个大学同学来看我们。闲谈期间，他和李平都劝我留在美国。原因是“你已经不适合中国国情了”，这是李平的原话。他们的话，在我后来进入联想工作的时候被验证了。
学习在企业工作
从美国回来后的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开始积累在企业中工作的经验。集团公司在这个项目上投入的上千万的资金，成了我学习如何管理产品开发，产品生产和产品开拓市场的学费。在一个中型企业中，我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产品全过程管理的扫盲，并有机会小试锋芒；同时，公司充满亲情的管理方式，也从反面给了我深刻的教育，让我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理性地看待一个企业。
6月中的一天，我们带着对洛杉矶的留恋，也带着回到自己所熟悉的环境的轻松，来到洛杉矶国际机场。没想到，离开美国的手续竟然如此的简单。航班上播放了影片“HAPPY JOY CLUB”。飞机经停东京晚上到达北京国际机场。公司的总裁张云峰亲自到机场接我们。他是清华大学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父亲是个军人。
踏上自己所熟悉的土地，我才发现，半年以来，尽管洛杉矶气候宜人，环境优美，我们也没有生活的压力，但是我内心其实一直处于一种紧张忧虑的状态。这也正反映了自己心理还远不够成熟。不过，这半年的经历，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
1981年离开长春到北京上大学，我学习脱离家庭开始独立的生活；在美国这半年的经历，是我离开学校的象牙塔，面对社会的开始。行前，我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学生；半年异国他乡的独立作战，我已经从本质上完成了向一个独立的、负责任的社会人的转变。初步具备了面对挑战和风险的时候，不退缩，不推诿，敢于直面危机，愿意承担风险的勇气和作风。
随后的岁月，发生了很多新的丰富多彩的事情。自己也在磨练中不断成熟。但是，再也没有像这半年那样，命运把那么多刻骨铭心的经历，浓缩在了如此短的时间内，让我来品尝，而毫不顾及我可能会消化不良。
启用新人
我们回国后，在北京马上开始了最终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准备。我们的总工程师回到了位于广东惠州的集团公司总部，继续抓全局工作，我成了项目的第一负责人。同时在美国，TRW的工程师则在准备专用芯片的投片工作。谭自强也正式加入了我们公司。
我们的系统在美国的时候，只有一个用于测试的客户授权管理系统。但是作为产品，我们需要有一个完善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