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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肯定不满运动，仇恨运动！”白慧双手捂着耳朵大叫。
“不！毛主席发动这场大革命是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变得更强大！她所恨的是那些背离党的政策而胡作非为的人，恨那些破坏运动的人！恨那些真正的人民的敌人！妈妈临终时对我说……‘鸣鸣，你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相信是非早晚会分明，到那一天，别忘了到我灵前告诉我一声……’一个人临终的话，往往是他心里最想说的话。白慧，你不要摆手，你听我说下去……”
“不，你不要说了。这不是真的！”白慧紧闭着眼，激烈地摇着双手。
“是真的。没有一点虚假。”你听我说呀！”
“不！”白慧突然张开眼睛，眼球通红，带着泪水，强硬而发狠似地说：“她不是这样一个人！”
常鸣呆了。他从迷乱的痛苦中惊醒过来，奇怪又困惑地望着白慧。白慧忽然站起来几步冲到门口，拉开门跑下楼去。她的模样完全象个疯子。常鸣大叫：
“白慧，白慧！．你这是怎么回事？”
常鸣一夜没睡。天亮时疲乏极了，昏昏沉沉刚合上眼，忽听门那边嚓嚓地响。他睁开眼，问：
“谁？”
没有回答。只见从门缝底下一点点地塞进来一个白色的东西。
“谁？”
他下了床。这时他听到一个人跑下楼梯的脚步声。他开了门，从地上抬起那东西，原来是一张信纸，折成一个交叉成十字花儿的菱形小纸块。他急忙跑到窗前，掀开窗帘往楼下看去，只见一个围着头巾、穿浅绿色棉外衣的女孩子慌慌张张地跑出大门去。那正是白慧。他想喊住她，但已经来不及了。
他打开信笺看，顿时呆住了。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下面是信的原文。
常鸣；
你恨我吧！我打过你的妈妈，而且是狠狠地打的，打得头破血流！我是你的仇人！
我昨天本想告诉你的正是这件事。谁知事情这么巧。这么残酷。她恰恰是你的妈妈。但我觉得这种巧合很好：它是对我最公道、最有力的惩罚。比我自己恨自己、自己打自己解气得多！
虽然不见得是我把你妈妈打死的（这决不是为自己辩解。也决不想求得你的宽恕！）尽管你说过你能原谅我的一切（我知道，这里边决不包括这件事）。但我想把这一切都详细地告诉你。因此我想见你一面。今晚八点钟，我在东大河大湾渡口的大钟下等你。我知道，你恨我，不愿意再见到我，我却请求你来。这恐怕是我们最后的一面了我等你。
你的仇人和罪人
白慧
常鸣捏着这张信纸，地面好象在脚底下液化了。周围一切可视的都虚幻了，化做无声的烟……
当晚，阴了天。下了大雪，又起了大风。
大弯渡口平日人就不多。在这种恶劣的天气里，又是夜晚，几乎渺无人迹。渡船不知停在岸哪边了。漆黑而空阔的河口上，大风雪好象一个巨大的无形的披发魔鬼，在远近发出一片凄厉的怪调的ao叫。开始时，不知哪儿还传来呼喊渡船的声音，跟着就消失了。
透过一阵阵飞卷而过、白茫茫的雪雾，隐约可见渡口处堤坡上的灯光大钟前，孤零零立着一个人影。钟上那根短粗的时针指着八点的地方。
这是一个女孩子，就是白慧。
雪花给风吹得有了力量，沙沙打在她的衣服上。大钟圆形的玻璃面上有大字报贴上又撕下来的痕迹。红色的秒针飞快地转动，时针渐渐移到九点、十点、十一点…… 她还是孤零零地站着。风雪愈来愈大，她却象一段锯断了的树干，一动不动地立着。浑身挂满雪，快变成白色的了。积雪已经盖住脚面，但她那一双细长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闪着绝望而依然坚定的期待的光。
第二卷·一
“傻瓜！地道的傻瓜！要不就是临阵脱逃的懦夫，没出息、保命、毫无作为的逍遥派。逍遥派就是对革命的颓废派。你同意我这么评价白慧吗？”
郝建国用他金属般嘹亮的嗓音说。他和前几年的样子有明显的变化。脸颊更瘦，颧骨突出了，下巴失了，轮廓也就更加清晰。由于长期处于严肃状态中，鼻唇沟过早地加深，和他的年龄，和他年轻的面孔很不调和。但那双距离过窄的大眼睛依然明亮有神，敏感而犀利，锐气不减当年。他一方面，有种在复杂的斗争中养成的成熟、老练的劲儿；一方面还有种青年人过早发迹而洋洋自得、忘乎所以的狂气。他还戴军帽，穿绿色军裤，上衣换成蓝华达呢制服。脚上不穿胶鞋了，穿的是厚底的黑牛皮鞋，鞋面象漆过那样亮，鞋底沾过水，走起来吱扭吱扭地响。当下他倒背手在屋子中间极慢地溜达着。仿佛有意欣赏鞋底发出的吱扭声。
他对面坐着的是杜莹莹，只是人胖了些，其它变化不大。孩子般的单纯气和温和的性情仍保留在她的圆脸上；左眼自然还是那样向外微微斜视的。她说：
“我就不同意你这样议论白慧。你总骂她，好象和她有什么私仇似的。”
“我和她有什么仇？我是说当年她不该当逃兵。不然的话，她也和我一样干出来了。不至于到一千里地以外‘修理地球’去！我没说她是‘坏蛋’，而说她是 ‘傻瓜’！这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不，你不了解她。她是自己要求走的，怎么是傻瓜呢？”
郝建国咧嘴笑了笑，说：“好，我们撇开她，先说说什么样的人是傻瓜……” 他正说着，外边有人敲门。“哦！你等等，有人给我送椅子来了。咱一会儿再接着说。”他到外边去开门。．当下他们是在郝建国的房间里。时间已过了五年。现在是春天”。屋内阳光明亮，窗外的树全绿了。
五年中，无论什么都有显著的变化，人更是如此t在六十年代末的大动荡暂时平歇下来之后，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去支边支农。白慧走了；郝建国留了校，靠着运动中冲锋陷阵的资本和拚力奋斗，飞黄腾达了；杜莹莹因心脏病，留在家中休养。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改变着人。这些暂且不说，单说郝建国的名字，也从 “郝永革”改回来了。
郝建国的皮鞋声从外边响了进来。他一边扭口头说：
“放在过道就行了。”
“不不！我给您放在屋里吧！”随着这声音走进来一个四五十岁、矮粗、眼球发红的男人。他穿得破旧，形容猥琐；头发和肩膀上沾了几朵柳絮。他搬进两把亮闪闪的电镀折叠椅，靠墙放好。杜莹莹认出他是学校财务组的老张。老张看见她却没认出来。他对郝建国挤了挤红红的小眼睛，露出殷勤和讨好的笑容，说：
“郝主任，我给您挑了半个多小时，差不多都有毛病。不是电镀有残，就是皮面颜色不鲜。就这对儿最好！”
“嗯：”郝建国朝他满意地、嘉奖似地点点头说，“你倒挺能办事。不坐坐歇会儿吗？”他这句客气话，实际上是不客气的逐客令。
“不了，不了！”老张立刻领会到郝建国的意思，忙摆着手说，“您再有什么事尽管招呼吧！您这儿有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