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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知道，老师有时候也写坏稿子，也讲过有气无力的课，这算不了什么。人生的面相很多，计较和得失不在这几日的硬撑上。做学生的，如果请三五天假，也不会留级也不会跳级的，好不好？”
不肯的，做老师的责任心重，做学生的更不肯请假，这么一来，一堂又一堂课也就过下来了。
就在这一天，今天，做老师的下课时，回掉了五个外校邀请的讲演，斩钉截铁的说不再公开说话，忍心看见那一张张失望的脸在华冈的风雨里消失。老师没有反悔了去追人家，脸上笑笑的，笑着笑着，突然又咳了一声。她不去追什么人，虽然心里有那么一丝东西，轻轻的抽痛了一下，可是是割舍了。
讲到整整一百场，大概是六月底，可以永远停了，只要不再去看那一张张脸。
对于剧病还来上课的学生们，老师讲了查理布朗的那个漫画给他们听。当然，也是讲给自己听的。
“如果逃学一天，对整个的人生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没有什么影响。太阳明天一样会升起，老师没有消失，课桌仍然在同样的地方，学校小朋友的姓名也没有改变，甚而，没有人会注意到，原来你赖了一天的学。”
那么偶尔写了一两篇坏稿子，对整个的人生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是聪明人，就不写啦，养好精神卷土重来嘛！真笨！”是哪个读者在大喊？
写不写可由不得我，请你去问皇冠的刘淑华。
淑华被冤了一个枉，急得眼泪也要滴下来了，哇哇大叫：“你去问平先生，我可没有迫坏稿！”
平先生，一口赖掉，说：“我还是去年圣诞节见的三毛呢，关我什么事？”
问来问去，找上了阿宝。陈朝宝更是一头雾水：“奇怪。三毛难道不知道，查理布朗不是我画的，去问何瑞元不好？”老何说：“真是莫——名——其——妙，三毛见的山不是这个山，我跟那个画查理的家伙又扯得上什么关系，不晓事的——”
好，只有去找查理布朗了，他慢吞吞的说：“对呀！是我说的；偶尔逃学一天，对整个的人生，不会有任何影响。我可没说一个字三毛的稿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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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给谁
shu
一九七一年的夏天，我在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
不知是抵美的第几个长日了，我由一个应征事情的地方走回住处，那时候身上只剩下一点点生活费，居留是大问题，找事没有着落，前途的茫然将步子压得很慢，穿过校园时，头是低着的。
远远的草坪边半躺着一个金发的青年，好似十分注意的在凝望着我，他看着我，我也知道，没有抬头，他站起来了，仍在看我，他又蹲下去在草坪上拿了一样什么东西，于是这个人向我走上来。
步子跨得那么大，轻轻的吹着他的口哨，不成腔调又愉快的曲子。
不认识走过来的人，没有停步。
一片影子挡住了去路，那个吹着口哨的青年，把右手举得高高的，手上捏着一枝碧绿的青草，正向我微笑。
“来！给你——”他将小草当一样珍宝似的递上来。
我接住了，讶然的望着他，然后忍不住笑了起来。“对，微笑，就这个样子，嗯！快乐些……”他轻轻的说。
说完拍拍我的面颊，将我的头发很亲爱的弄弄乱，眼神送过来一丝温柔的鼓励，又对我笑了笑。
然后，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悠悠闲闲的走了。
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收到的礼物。
小草，保留了许多年，才找不到了。那个人，连名字都没有法子知道，他的脸在回忆中也模糊了，可是直到现在，没有法子忘记他。
很多年过去了，常常觉得欠了这位陌生人一笔债，一笔可以归还的债：将信心和快乐传递给另外一些人类。将这份感激的心，化做一声道谢，一句轻微的赞美，一个笑容，一种鼓励的眼神……送给似曾相识的面容，那些在生命中擦肩而过的人。
我喜爱生命，十分热爱它，只要生活中一些小事使我愉快，活下去的信念就更加热切，虽然是平凡的日子，活着仍然是美妙的。这份能力，来自那枝小草的延伸，将这份债，不停的还下去，就是生存的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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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外的时间
shu
其实，有一年，不久以前的一年，我也常常出去。
不，我的意思不是说旅行，我说的出去，是在梦与醒的夹缝里去了一些地方，去会一些埋在心里的人。你看过一本叫做《时与光》的书吗？徐讦先生的作品。你没有看过？那么你看过他另一个短篇了？想来你可能看过，他写的那一篇叫做《轨外的时间》。
三毛你去了什么地方？
就在附近走走，穿过一层透明的膜，从床上起来——出去——就出去了。
费力是不行的，我们又不是拔河。我没有跟永恒拔河，绳子的那一端拉著的，不是血肉的双手。你放松，不能刻意，甚而不要告诉自己放松，就如风吹过林梢，水流过浅溪，也就如你进入舒适的一场睡眠那么的自然和放心，然后，你走了。你怎么走？
我轻轻松松的走，轻到自己走了才知道。
你的拖鞋还在床边，你忘了讲穿鞋子那一段。
对，我也没有讲穿衣，洗脸，拿皮包。我也没有讲墙、讲窗和那一扇扇在夜里深锁着的门。我没有忘，只是出去时这些都不重要了，包括睡在床上的那个躯体。
可是，我走了，又回来，坐在这里，喝茶，写字，照镜子。
你也照镜子对不对？
那片冰冷镜中的反影使你安心，你会想——你在，因为看见了自己，是不是？
三毛，你到底要讲什么？
我不说了，让姑姑来跟你说。
这许多年来，我一直很少出门。我是一个家庭主妇，丈夫早逝之后，我的一生便托付给了子女。年轻的时候，孩子小，我中年的时候，孩子们各自婚嫁，我高年，孩子们没有抛弃我，一同住在台北，在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和琐事里，我的一生便这样交了出去。我的天地是家，没有常常出口的习惯，当我终于有一些闲暇可以出外走走的时候，我发觉自己的脚步已经蹒跚，体力也不能支持，出门使我疲倦，也就不去了。
那一天，我为什么进了国泰医院？是家人送我去的。我并不喜欢住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只因为全身疼痛难当，他们就哄着我去住院了，孩子们总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的脑筋仍是很清楚的，八十年前做女儿的情景一段一段的能够讲得出来。不久以前我跟我的外甥女平平说：年轻的时候我也打过高尔夫球。她眼睛睁得大大的瞪住我，也不笑，好似我说的不是家族生活的过去，而是洪荒时代的神话一般。她的眼神告诉我，像我这种老太太，那里知道高尔夫球是怎么回事。
我也有过童年，我也做过少女，这一生，我也曾哭过，也曾笑过，当然，也曾丽如春花。而今，只因我说了全身酸痛，他们就将我送进了医院，我有什么办法，只有来了。
你也晓得，医院的岁月比什么地方都长，即使身边有人陪着，也不及家里自在。我不好跟儿女们老吵着要回家，于是，我常常睡觉，减去梦中的时间，天亮得也快些了。那个午后，四周很安静，窗外的阳光斜斜的照进病房，粘住了我床单的一角，长长方方的一小块，好像我们家乡的年糕一样。
看了看钟，下午四点——那块粘得牢牢的年糕动也不肯动。
天气不冷也不热，舒适的倦怠就如每一个午后的约会一般，悄悄的来探访我。
今天不同，我却没有睡过去。病房里没有人，走廊上看不见护士，我的心不知为何充满欢喜，我的年纪有如一件披挂了很久的旧棉袄，有那么一双手轻轻拂过，便不在了。当它，被抖落的那一霎间，我的脚，我的身体，奇迹似的轻快了起来。
我要出去玩——。
什么时候已是黄昏了，满城灯火辉煌，车水马龙，每一条街上都是匆匆忙忙各色各样的人。多年没有出来狂街，街道不同了，绸布庄里的花色夺目明亮，地摊上居然又在卖家乡小孩子穿的虎头鞋，面包烤房里出炉的点心闻着那么香。西门町以前想来很远，今日想着它它就在眼前，少男少女挤着看电影，我没有去挤，电影也没有散场，我只想看看里面到底在演什么，我就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