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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余校长又急又丧气，张英才就一旁劝：“事已至此，还是得想个办法为妙。”余校长在操场上团团转，像只热锅上的蚂蚁。邓有梅的老婆坐在地上干嚎，声音又长又尖。张英才不耐烦地说：“你哭得难听死了，像死了人一样，搞乱了别人的心怎么想主意呢！”经这一说，哭声低了很多。余校长这时叹了一口气说：“只能这样了，就说是给学校砍的，学校要修理校舍，又拿不出钱，只好代学生忍辱负重，作此下策之事。”张英才说：“行倒行，就怕孙四海不同意。”余校长说：“你去喊他来一下，我刚才去过，他不开门。你敲，他会开的。”张英才过去一叫，门就开了，说了经过，孙四海露出一脸鄙夷相：“没本事就认命罢了，干吗一人做鬼，还拖着大家陪他去阴家呢？”余校长说：“行还是不行，你表个态。”孙四海说：“我没态可表，就当我不知道这事行了。”余校长说：“这也算个话，你就把一切推给我得了。”邓有梅的老婆叫起来：“姓孙的，别以为自己就那么清白，想坐在黄鹤楼上看帆船，是人总有裁跟头的时候！”孙四海将门掩到一半停下来，低声说：“我同意，就算是学校决定的吧！”
余校长连夜独自下山，第二天下午才和邓有梅一道回来，邓有梅脸上有几道疤痕，开始还以为是让派出所的人打的，说过后才知道，是自己钻到床底下去躲时，被床底的杂物划伤的，邓有梅整个灰了心，一连几天，见人就说自己教一生的民办算了，再也不想转正，吃那天鹅肉了。
会计又送补助费来，还透露说，上次被抢一案有线索了。会计刚走，邓有梅的弟弟就被抓走，他一见到派出所的人就说：“前几天你们来抓我哥哥时，我就以为是来抓我的。”他做木材生意亏了本，就横了心，专搞不义之财。这两件事一发生，邓有梅的背驼了许多，还向余校长递交了辞职申请。
只有孙四海无动于衷，继续在那里夜以继日地复习。星期六下午放学，照例是老师送学生回家。余校长见邓有梅情绪不好，怕出事就叫张英才跟着邓有梅。一路上很顺利，返回时，碰上了王小兰。王小兰慌慌张张地往学校里去找李子。张英寸记得很清楚，站路队时，孙四海是牵着李子的手出发的，王小兰仍不放心，她心里感觉似乎要出事了，非要到学校看看。
到了学校，孙四海的窗口亮着，有人影一动不动地透出来，叫开门，王小兰气喘喘地问：“李子呢？女儿呢？”孙四海说：“她不是回家了？”王小兰说：“你们是在哪儿分手的？”孙四海说：“半路上，我想赶早回来复习，就没把她送到门口。”一听这话，王小兰哇哇地大哭起来，扭头就往门外跑。余校长也来了，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分成两路：一路是孙四海和张英才，顺着路队走的路找，一路是余校长和邓有梅，沿近路往前找。孙四海跑得飞快，不一会儿就超过了王小兰，张英才跌了几跤，还是跟不上。幸亏孙四海要到沿途路边人家问问，才时断时续地跟住。跑到张英才头一回跟路队走时天黑的那道山岭上，月亮出来了，孙四海站在山梁上不动，等张英才跟上来后，就说：“李子在那边树上，被一群狼围着。”张英才一看，那棵黑黝黝的木梓树上，果然有李子嘶哑的哭声，树下有十几对绿莹莹的狼眼睛。
孙四海吩咐张英才，看准路后，两人大叫着往那树下冲，千万不能停，然后迅速爬上树去，等余校长和邓有梅来。说着，孙四海大叫：“李子——别怕——我来了！”张英才有些怕，不知叫什么好，嘴里哇哇地乱吼出一些声来，狼群吓得往后退了些，他们趁机爬上木梓树。孙四海一把将李子搂在怀里，李子没哭，他自己先哭起来，狼群又将木梓树围起来，但只过了半个小时，就被余校长带来的一大群人撵跑了。
回到学校，已是后半夜。孙四海不肯去睡，谁劝也没有用，一个人坐在旗杆下吹着笛子，一个个音符流得非常慢非常缓，沉沉地，苍凉得很，一如悼念谁或送别谁。张英才早上起来，看见操场上到处是焦黑的纸灰，他拣起一张没烧完的纸片一看，是中学课本。孙四海仍坐在旗杆下吹笛子，从笛孔里流以一点鲜艳的东西，滴在地上，变成一小块殷红。余校长坐在自己屋门口抽着烟，不远的山坡上，邓有梅双手掩面，躺在枯草丛中，都是一夜未眠。
晨风瑟瑟，初霜铺在山野上，褪得发白的国旗，被衬出一种别样风采。张英才对余校长他们说：“我是今天第一次听懂了国歌。”他这话含有多层意思，其中一种，是对自己搞的这场恶作剧很悔恨。他不敢说明白了，只想找机会报答一下，作一种补救。晚上，他将自己上山后的所见所闻，如升国旗、降国旗、李子的作文、余校长家的十几个孩子、以及孙四海仅有的一次疏忽就能使学生遭到危险等，写成一篇文章叫《大山·小学·国旗》，又亲自下山送到邮局，寄给了省报。在门口正好和跑界岭这条线的邮递员走对了面，邮递员交给他一封信，又是姚燕的情意绵绵的话写了几页纸，他没读完款塞进口袋里。心里一点谈情说爱的兴趣也没有。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文教站的会计领来一个陌生人，说是省教委下来搞落榜高中毕业生情况调查的，要和张英才好好谈谈，会计将这人扔下，自己回去了。那人自称姓王，张英才见他年纪较大，就喊他王科长。王科长和他谈得很少，却老爱往教室和学生中钻，还逐个同余校长、邓有梅和孙四海谈了话，张英才可起谈了些什么，他们都说只是拉拉家常。有一次王科长竟跑进明爱芬的房里，余校长发现得快，硬将他拉出来。第二天中午王科长不见人影，张英才以为他不辞而别，不料到天黑后又回来了，说是到下面垸里去看看风土人情，王科长最喜欢看学校升国旗、降国旗，每到这个时候，就拿着照像机按个不停，一点也不疼惜胶卷。
到了第三天下午，又逢星期六，王科长跟着孙四海的路队绕了一大圈，回来后才说了实话，王科长不是省教委的，而是省报的高级记者，报社收到张英才的稿件后，非常激动，就派他下来核实。大家开始改口叫他王记者。王记者说，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那篇文章每一点都是真实的。还说那篇文章一个星期以内就可以见报，要发头版头条，还要配编者按和照片。
刚好王记者走后的第七天，县教委、宣传部的人在张英才的舅舅的陪同下，亲自将报纸送上山来，声称张英才和界岭小学为全县教育事业争了光，在省报这么显要的位置发这么大一篇文章是从未有过的。张英才接过报纸，发现文章不是发在头条位置，那个位置上是一篇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文章。界岭小学的文章排在这篇文章后面，编者按和照片倒是都有。
照片印得非常好。余校长抓着旗绳的大骨节的手，横吹笛子的邓有梅和孙四海，打着赤脚、披着余校长的破褂子、站在满地霜花中的志儿，趴在几块土砖搭起的木板上做作业的李子，以及围在桌边吃饭的一群小学生，这些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余校长看了照片直惋惜：“要知道报纸上要登这些，说什么也得帮他们整理整理。”
县里来的人在山上呆了两天，走之前问有什么要求没有。余校长、邓有梅、孙四海都说话望能拨点钱，添置一些课桌课椅。最后问张英才，张英才呛呛地说：“请领导发点善心，给几个转正指标，解决这些老民办教师的后顾之忧。”领导将这些话都记下才下山。
又过了十来天，邮递员给学校送来一只大麻袋，打开一看里面全是信。是从全省各地寄来的，除了表示慰问敬佩和要求介绍经验外，还有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