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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好，还是当官也好，其最终目的是要为百姓造福。这，应该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遗憾的是，这个优良传统在今天也失传了。
近年来，虽然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但伴随而来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就是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这一现象的出现当然与现行政策有关，但一些经济学学者在其中推波助澜的作用却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比如，以北大经济学教授厉以宁为代表的一群人，无视中国有数亿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民众这个现实，恬不知耻地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标志是有第二套住房”这么个理论。根据这个理论，衡量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失败的标准不是有多少中国人民能够过上衣食无虞、风雨无虑、老有所终、幼有所养的幸福生活，而是要看北大的教授有没有自己的别墅汽车。对这些人来说，那些一家人靠五元人民币过年的农民（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那些靠救济金维持生计的下岗职工，好象都算不上是中国的公民。岂止不算是公民，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他们连人都算不上，因为按照厉以宁的说法，“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那些穷得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怎么会是“巨大的财富”呢？是谁的财富？在“经济学家”网站上，有这么一条横幅：“凯恩斯说，政客大抵都是经济学家的思想的奴隶。因此，治国、平天下这些小事就让政治家们干去吧，你的任务仅仅是在‘经济学家’网站当好奴隶主。”（见jjxj）。明白了吗？连政客都是他们的奴隶，那么那些农民和下岗工人更不在话下了。奴隶是奴隶主们的财富。奴隶越多，奴隶主越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不再是劳动人民了，而是这些混帐经济学家！
就是这帮经济学家，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大张旗鼓地提出了“经济学是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这么个口号。实际上，世界上除了伦理学，哪门科学是讲良心、讲道德的呢？讲良心、讲道德的应该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那么，这帮家伙提出这么个口号，岂不是在说毫无意义的屁话吗？他们的目的何在呢？说穿了，他们是在用“经济学是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这个幌子为自己不讲道德和不讲良心做铺衬，然后好去明目张胆地干“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坏事。他们都干了什么坏事？这伙人干的最大坏事就是鼓吹“教育产业化”，结果把一个在人类近代历史上通行的公益事业在中国转变成了一个吃人的产业。他们干的其它坏事还包括：鼓吹扩大两极分化，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厉以宁语）；他们还要瓜分国有资产，搞“新公有制”（厉以宁：“新公有制”是大势所趋）。据一位某省党报的主编在酒后透露，在中国，最赚钱的买卖有两个：一是倒卖国有资产，一是办报纸──比它们还赚钱的买卖也有，但肯定都是非法的。原来如此。怪不得这些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们不愿意干“治国、平天下这些小事”，他们要干修身（养肥自己）、齐家（发家致富）这些大事。这些人的精明之处就在於：先把干坏事合法化，然后再干。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奸贼也没有他们精明。
在现在的中国大地上，“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教授学者除了那些“主流”经济学家，还有一些“主流”法律学家。2003年8月15日，沈阳黑社会头子刘涌死刑案被辽宁省最高法院改判为死缓。据报道，改判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由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刑法学专家陈兴良等十四位“一流法学家”起草的一份《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蒲红果：北大教授为刘涌改判叫好 遭到网友“责难”）。最后，中国人民最高法院破天荒地主动介入此案，再次把刘涌定为死罪。问题是，这些法律专家的观点为什么与公众的观点相差这么遥远？据说，陈兴良教授认为辽宁最高法院改判刘涌死刑为死缓是为了保障人权，因为“根据有关证据，在刘涌案件中有刑讯逼供的可能。”（引文同上）。这真是天大的笑话。陈教授难道是从月球上来的吗？刑讯逼供是今天才有的吗？是只限於刘涌一案妈？孙志刚被警察无辜地活活打死，陈教授怎么没有写什么意见书呢？你们的的屁股怎么总是坐在有钱人的炕头上呢？有人指出，陈兴良等人受犯人之托拟定那个“意见书”，是“打着程序公正的旗号，破坏程序正义。”（佚名：刘涌案，中国法学界的耻辱还是光荣？）。真是一语中的。
为了替自己的行径找借口，陈兴良还写了一份近万字的辩护书，再次高谈什么人权之类的论调，同时还说中国的法官水平比中国的法学教授低下，民愤不能够代替法律，等等。（陈兴良：关于“刘涌案”之刑事司法论坛）。这和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腔调几乎完全一样：主流经济学家要当政客的奴隶主，主流法学家要当法官的太上皇。你们干脆把这个国家直接接管过去算了，还这么羞羞答答地干什么？其实，这些“主流学者”既不是什么奴隶主，也不是什么太上皇。他们是典型的走狗和奴才，他们是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俳优“术”士的直系后代。他们的主人名叫“权贵”。
早在80多年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曾喊出过“劳工神圣”的口号：“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不要羡慕那领干饷的顾问谘议！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平安的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80多年后，就在蔡先生掌过舵的北大，却出现了这么多败类学者。劳工神圣？对这帮人来说，简直就象是痴人说梦。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学术界堕落了何止80年！它简直是跳回了满清王朝！
写到这里，我是否可以说，中国目前的学术腐败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学术界的当权派是否还有脸继续唱什么“净土”的高调？
八 中国的学术腐败是世界罕见的
（一） 国际学术界真的象中国学术界这么脏吗？
对中国某些人学术界人士来说，他们搞学术腐败的最大挡箭牌就是：腐败现象在国际学术界也存在，所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外国人能搞，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搞？按道理讲，这个逻辑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错的是这个逻辑的使用：他们只把这个逻辑用在了腐败现象上，至於外国人的优点，如洁身自好，如勤奋努力，如奉公守法，以及人家大把大把地拿诺贝尔奖，这些中国人是不会使用这个逻辑的。这样一来，其结果就是，只要外国人能干的坏事，中国人都有权利去干，而面对外国人干的好事，他们却装聋作哑，假装看不见。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不学好”。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堕落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问题是，国际学术界真的象中国学术界这么脏吗？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吧。
首先，在个体学术行为腐败层面，邹承鲁先生总结了中国学术界内目前盛行的七类现象，其中只有第三类（伪造成果，纂改数据）和第四类（剽窃）在国外学术界时有发生，其它的，几乎根本就看不到。比如说，“伪造学历、工作经历、论文”这类现象在欧美学术界几乎就不存在。这倒不一定是他们不想干，而是没有这么干的可行性。在欧美，学术圈子就那么大，求职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2…3人来推荐，而绝大多数欧美人士写推荐信，都是比较实事求是。仅此一条，那些心怀不轨之徒，即使想伪造学历也没有可乘之机。就算有人能够得逞，一旦事发，也就前功尽弃。两年前，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的橄榄球主教练乔治·欧列瑞（George O’Leary）跳槽到圣母大学，但由於他的简历中虚构的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校队打球以及在1972年从纽约大学得到硕士学历的事情被人发现，结果上任仅五天就被迫辞职。在辞职声明中，这位教练说：“由於多年前的自私无知，我使圣母大学，他的校友和球迷蒙受了耻辱。”（Anonymous。 O’Leary out at Notre Dame after one week）。实际上，蒙受耻辱的更是他个人。不仅如此，这个有三十多年教龄的名教练还丢掉了工作。一个体育教练伪造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