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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而汉语才是我们母性的声音，是真正的根。遗憾的是在更年轻的一代人中，“计算机失写证”一族的队伍日见扩大，网络诗歌中汉字、拼音、英语混杂使用并力主“怪、错、别”，语言环境被污染，越来越令人焦虑。要获得主体性，首先要对汉语自我认同和自觉活用，这也是当今诗歌必须正视的一大课题。
自然，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当今的诗歌已经结合“当代性”的解读而寻找着，也形成着新的生长点。然而，倘若我们获得“当代性”的代价只是认知“当代性”的命名而不能真正落实到大气盘旋的诗创造，仍然是件可悲的事情。思想的贫困化、构思的单调化、语言的粗鄙化等等就发生在我们周围。中国有中国的诗歌问题，有些问题可能也是这个世界通约性的问题。对于诗歌而言，全球化浪潮只能造成“同而不和”，本土化策略则执著追求“和而不同”——那才是中国当代诗人所期待的诗歌生态和文化理想。
本土化策略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回到传统的文本、规范、典律，而是对自己的诗歌境况作出反思，对诗歌现象作出新解，对抒情方式作出改进，从而重建自身诗歌美学历史的连续性。本土化策略概而言之，或可用十六字归纳，即：汲古润今，汲洋润中，深入当代，自主创新。我们的目标是使当代诗歌再经历一次从语境到观念、范式、表达的“凤凰涅檠”，可能是既不“古”也不“洋”的，恰恰是集百年之功又有新的深度、力度和高度的充满现代精神的新诗歌。
本土化策略在中国诗坛具有天然的特长和优势。择其要者，我们至少可以进行下列的探索：
——发掘与整理丰富的古典诗论资源，由当代意识激活而自铸新词。
——探悉属于中国文化母题性质的诗话诗语，寻求其“变奏”的规律，重新获取生命力和转化力。
——研究中国诗歌中的生命情调，并由此考虑中国人的思维习性与基本品格的当代体现。
——在中国特殊的诗歌语境下，通过细读古今名篇，而获得诗作如何“以小见大”、“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
——对超出本土范围的相关性诗歌问题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在文化碰撞中“穿越西方中心主义”。
人文性资源与本土化策略，其实是指向一个问题：当代中国诗歌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如今诗歌的“多元”状态，既证明了开放的图景，也期待着“一体”的流向，那就是作为理想、精神承担者的当代诗人，努力以“中国产品”获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再一个百年太久，但愿只争朝夕！
2005年10月20日草于北京潘家园
在
1973年7月12日晚，我从宁夏贺兰县化建农场中宣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当夜有雨，第二天一早，雨更大。但我不敢有误，撑一把雨伞，从美术馆近旁的弓弦胡同，冒雨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报到。当时社会上派性还比较大，我之冒雨报到，是因为内心有一种紧张和惧怕。想的是：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工作机会，可别让什么派性给搅黄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有个“第六组”，由李季、葛洛负责，是准备恢复《人民文学》杂志的班子，我落实到这个组。但《人民文学》复刊的报告，一直批不下来。1975年9－10月间，说《诗刊》可以复刊，仍由李季、葛洛负责，我被这两位领导带到东四南大街85号，在出版口的两间房子里，做起复刊的准备工作。
《诗刊》要复刊，这个消息是怎样传播出去的，我现在已无记忆，只记得，时间不长，来了许多稿件，摆满一个三屉桌，可谓盈尺。
复刊伊始，缺人，人员是一个一个汇集。例如杨子敏、龙汉山、叶然，就是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那边过来，王春由中华书局过来。又如，刘章写信给我，希望能借调借用他，我报告李季、葛洛，经李、葛同意，他被借来。再如杨金亭，自己有编诗的兴趣，经我一个同学推荐，我报告李、葛，经领导同意，则正式调来。等等。
在《诗刊》工作一年多，最大的快乐是读到了一些好稿，印象犹深的作者是纪宇、李松涛、章德益、雷抒雁、石河。
最早接触的纪宇的诗稿，是油印的，好像还钉成一个薄薄的小册子，内容全是写造船厂的情与景、人与事的。李松涛的稿件是手写的，其诗其字都给我留下好印象，即流畅。他的钢笔字写得确实好，他的诗句也出来得自然、随意。他好像是上山下乡的知青，我至今记得他的组诗题为《深山创业》。
1973年10月至11月，我与崔道怡出差甘肃、新疆组稿。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未见章德益本人，读到了别人提供的他的几篇诗稿，当时就觉得，他的诗虽锤炼不够，但思想和形式都有些奇崛闪光之处。《诗刊》复刊后又连续读到他的来稿，风格气质仍如当初的印象，被刊发的不少。
石河是一个三人的化名，主要人物是李绪源，还有一位叫杨澍，另一位说不上来了，是崔道怡和我在石河子见过的谈过的。他们三人化一名，写国际题材的诗，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
雷抒雁当时是军人，诗稿主要反映部队生活，抒战士之情，现在虽记不起具体篇目，当时也不知他在别处是否已发表过作品，在《诗刊》许许多多来稿中，他也是当时不凡的一位。记得，正因为觉得他写得好，曾专门请他来过编辑部，跟他交换意见，请他在某件作品的基础上或意境里，再发挥再扩展，写成一个组诗，他果然写出来了，当然也发表了。
从稿件上认识的这几位诗人，有的后来见过面，成了熟人，有的至今互不相识。然而我深感快乐，因为读到了他们珍贵的手稿、原件，那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享受。
2006年2月10日
我与
《诗刊》对于我，不寻常的是，刚一创刊，我就是一个热心的读者；而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真正爱上了诗歌，并随后不久，又试着写诗并开始发表诗歌。因此，《诗刊》对于我说来，确实具有特殊的意义。
1957年，我正在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一年级，《诗刊》一创刊我们班的爱诗同学们就拿到了它。当时的气氛，我觉得只有以“欢呼雀跃”一词来形容才够贴切。全班三十几人至少有十来个是诗歌的痴迷者，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尤其是创刊号，大家争相传诵，除了毛泽东诗词外，一些大家认为新颖不俗、意韵深厚的短诗，也都在争诵之列。我和一些同学，很快便能整首背出，或交口称赞其中的佳句。在我的一生中，很少经历过如《诗刊》创刊并很快被大家看好这样热烈的文学现象，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记忆。
《诗刊》“诱使”我习诗写诗，而我发表的第一首诗也就是在《诗刊》创刊那年的春夏之交。那是我先“发表”在中文系墙报诗专号上的一首诗，名为《小马枪》，只短短八行，表达了我少年从军时的一种心情。可能是因为感情真切吧，《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来采风时抄录回去发表在副刊上。本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我说来却是突如其来的惊喜！它毕竟是我诗歌的处女作，而且是在《诗刊》激励下“蠢蠢欲动”的产物啊！
1961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天津作协《新港》月刊社工作，当领导上征求我意见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诗歌编辑，从此我写诗、编诗若干年。那几年，虽然出版了传记文学《吉鸿昌》、中篇小说《文明地狱》等，但写得最多的还是诗。两年以后，我又斗胆向《诗刊》投稿，头一次就被选中一首《山区姑娘爱说话》（好像是1963年2月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的诗主要是反映农村和海港生活为主。这是因为，我出生于胶东半岛农村，倚山面海，对那里的人情风貌极其熟悉，在编辑部工作时，每年有两次短期生活假，我无例外的都是回到父母俱在的故乡。过去的生活积累和新的生活的变化，使我比较得心应手地提炼成生活气息浓郁的诗。在1963年至1964年间，我先后在《诗刊》上发表了《山区姑娘爱说话》、《支书家的新嫂子》、《宣传员，小黑妞》、《林家姐妹》和《新港组诗》等。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支书家的新嫂子》的形成前后。那年春夏之间，我回老家“体验生活”，有天晚上我去童年时代的一位大朋友家串门。其时他已是村里的支部书记，正赶上两位农民因玉米地的一段纠纷来这里要求评理。支书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