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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告诉我们，语文水平下降，出版质量下降，是当前全社会的普遍问题。在一个连工具书都敢胡编乱造，连二十四史都敢随便雇几个大学生胡乱翻译的时代，咱们好意思单单欺负赵大叔这么个实在人么？如果说书籍一定要错误率小于万分之一或十万分之一才准出版的话，那现在的出版社可以全部查封，出版物可以全部烧毁。党中央的宣传部门三令五申要注重社会效益，但下面的出版部门就是惟利是图，只顾利用名人赚钱，而不替名人把好祸从口出的大门，结果是流毒甚广，不把读者坑害得火冒三丈不罢休。中国的大部分读者，是比赵大叔的文化水平还要低许多的，他们以为一个人天天上电视，年年闹晚会，比中央领导还要出风头，那肯定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金口玉牙，说啥是啥的。不但赵大叔书中的人生道理他们会牢记，以后见到动物时，他们也会模仿《动物世界》的语调憋着伤风的鼻子说：“春回大地，小袋熊发情的季节又到了……”所以说，读者无罪，名人也无罪，而利用名人效应去赚读者的人民那个币而又不认真把好名人的文字关的那些人才有罪。《岁月随想》等书的编辑质量问题，不应该成为名人出书的拦路虎，而应该成为名人们继续出版高质量著作的铺路石。谁规定非得博士硕士才能出书？有一句电影台词说：“解放才九年，要那么高的文化上大学，等于是把工农子女置之门外。什么是上大学的资格？这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赵忠祥大叔等名人，也算是我们国家日夜战斗在第一线的辛勤劳动者，他们脸上和舌头上的老茧，就是他们出书的资格。不让他们出书，岂不是要把贫下中农的肺都气炸了？宋丹丹大婶就第一个不答应。所以，我理直气壮地支持赵大叔宋大婶们多快好省地猛出书，并把本文的标题郑重地赠与他们，只是这个标题要断开来读：第一，语不坑人，第二，死不休。要是理解错了，休怪小生，那一定是这篇文章又遇到“贼编”了。
平原下有海
读陈平原的著作，想写书评，难写书评。想写是因为有感慨，难写是因为感慨太多，如面对满汉全席，不知从何处下箸。
《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一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版），是陈平原“七八年间关于文学史与学术史部分文章的结集”（小引）。所收文章一方面基本代表了陈平原目前的学术格局和学术“野心”，另一方面也基本代表了陈平原的学风和文风，因此这本论文集倒似乎比其他专著更“陈平原”一些。或许就是这个内在原因，使作者在后记中写下：“惟一聊以自慰的是，思路还算连贯。”
陈平原素以博闻强记，融会贯通著称于学界。若从这个角度来评价该书，自然也是当之无愧。不过我想这一点既是公论，就无须我再来多吹一竽。我想说说这本书所集中体现出的一点陈平原的“思想矛盾”。
陈平原姓陈，所以他是“陈述大师”。他不抒情，少描绘，又吝于议论，他以“陈述”作为看家本领。然而他的陈述却好象并不“老实”，字缝里总闪烁着一些抒情议论的影子，仿佛是一套陈家洛的“百花错拳”，里面融合了许多门派的东西，令人一当真就会出错。他爱用“坐实”一词，常常在陈述一通之后，又告诉读者“不可坐实”。可如果你真的不去坐实，则可能恰恰中了他的计，他本来是希望读者坐实的。例如书中的力作《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以厚重的“陈述”向读者昭示了鲁迅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和才华，但在涉及鲁迅的学术与文学的关系时，则陈述得相当“复杂”。开头借蔡元培和周作人的文字说“鲁迅的学术成就起码不比其文学创作逊色”，之所以学问家的鲁迅不彰，一是因为中国人重文学而轻学术，二是“鲁迅的研究计划没能真正完成”，他不如王国维等人对学术“忠诚”。中间说鲁迅在学术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正是这重考据而又不囿于考据，或者说承清学而又不囿于清学。”结尾从鲁迅的晚年生活环境，对“名人学者”的傲慢不恭，以及更看重“战斗的文章”，得出鲁迅的思路“近杂感而远学术，重现实而轻历史。这种心态，其实不大适合从事文学史著述。”最后又云“君子求仁得仁，后人无权妄加评说；只是少了一部很有特色的《中国文学史》，总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回想全文，你说陈平原对此事到底是什么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矛盾的态度。然而陈平原似乎棘手于这种矛盾，他竭力企图把矛盾“统一”起来。陈平原文章所特有的那股“涩味”，恐怕相当程度上来自于这种努力。
以这种努力写出的大量文章，使陈平原以“学者形象”面世。然而陈平原一有机会，就要对“学者问题”加以陈述，这提醒人们注意，陈平原是不是真的喜欢做一个“学者”。陈平原提到章太炎把文人分为通人、学者和文士三类，显然，陈平原是企望做一个通人的，即“有专业但不为专业所限，能文辞但不以文辞为高，甚至兼及古今之变家国兴亡”。以这本《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为例，有关文学史、小说史的专业文章是书中的重头戏，但陈平原“不为专业所限”，他要谈考古学，教育学，文化学，处处显露着一种大家气象。实际上那些文章与所谓“专业文章”同样精彩，但陈平原每到此处，便要发挥他的陈述功夫，左一个不敢确定，右一个不能坐实，好象特别害怕谁似的。他怕什么？他怕的就是学术界那股嫉贤妒能，自己做不了通人，也决不相信、决不允许别人去做通人的歪风瘟气。颇有一些在四人帮时代人不人鬼不鬼地混过来的学者，会做几只小板凳，就决不容许别人会做组合柜，他们不承认世上有通人，而是说你“没学问”，“不扎实”，人家十年才做了三只小板凳，你一年就做了六套组合柜，这不充分证明人家的刻苦扎实忠诚和你的肤浅马虎浮躁吗？面对这股强大的妖风，博学如陈平原辈，也只好竭力举出两只小板凳，“看，我是学者，不是通人。”读着陈平原这样的陈述：“除非不穷根究源，否则无法不跨越原有的的学科边界；可一旦越界追击，并非通人的我辈，往往捉襟见肘。”就可见出陈平原有多么艰难。原来会做组合柜之后，不但意味着比做小板凳低了一个层次，而且还失去了做小板凳的权利，那叫做“越界”。
通人做不成，还包含着被贬为“文士”的危险。文士指“能文辞，且兼及古今兴亡家国之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文士成了倍受讥讽蔑视的人，文章必须写得枯燥乃至不通，才算是有学问，面对人民疾苦世风国运必须脸不变色心不跳才算是有修养有道德。陈平原的文辞功夫属于上佳，而且经常有“人间情怀”，即他自己所说的：“有历史的感慨，也有现实的忧思”。于是，他就必须时时小心学者们把他由通人的楼头推下文士的地牢。所以，他一直声称自己是“两副笔墨”，一副是“正经规范的学术文章”，这证明他不是通人，是老实的学者；另一副是“学者散文”，他叫做“学者的人间情怀”，这证明他不是文士，但可以做文士的朋友。陈平原如此自定的学者立场显然与那些“学者们”是不同的。人家那些学者，从来不用这么费事地解释自己，只需要不说话，说废话，然后说某某和某某没学问即可。
这本《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若非刻苦读书三十年以上而又才学识兼备的开放性学者，是写不出来的，它属于陈平原所讲的比专著更值得咀嚼的“厚积薄发的论文集”，但陈平原却特意标明——“可惜本书不在此列”。他左遮右挡，弄得上下都很平坦，绝对不给人“木秀于林，堆土于岸”之感，所以他名叫平原。当今官场有几句护身口诀：“上面要趟平，下面要踩平，左右要摆平，自己要端平。”然而我想说一句：“可惜陈平原不在此列。”因为他书中的每篇文章都让人读后意绪难平，他谈中古研究的魅力，他考察科普读物中的飞车，他论人文景观与大学精神，都透露着许多意在言外的神采，甚至有时令人觉得，那些神采是他的真正鹄的，而苦心陈述的材料，借前人之口代言，不过是一种“平原策略”。所以我称他是“名士其外，侠士其内”。张岱《陶庵梦忆》云：“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陈平原本是怀有深情和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