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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读过（根本也没机会看到）金应熙〃揭批〃陈寅恪的文章，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所引用的一段材料来看：〃金应熙在谈到陈寅恪对历史与现实的感情倾向时，有意识地引用了陈寅恪的一些身世背景，陈先生长于封建大地主的所谓〃书香世家〃，又为名父之子，是在中国封建文化的传统中培养起来的。他的祖父曾赞成新政（羽生按：其实不止赞成，而是推行。帮陈宝箴推行新政的两个主要人物，一是当时任湖南按察使的黄遵宪，另一就是他的儿子三立），陈先生以〃元祐党家〃之子，弱冠远赴异国求学，接受了一套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若剔除当时惯用的那些〃标签〃，只就其揭批的实质内容来说，那也是众所周知的，并非只是至亲友好才得与闻的私隐。论者若据此云是〃出卖〃或〃践踏信赖与私谊〃，则似乎有点〃言重〃了。
上述一书，以大量的档案文献，写出陈氏晚年悲剧。书中引述，〃基本上〃当属可靠。纵有某些疑点，例如说金善于观察风向，开会时往往准备两份观点截然相反的发言稿，便似难以入信。香港报纸已有读者指出金不是〃奸狡政客型〃的学者《隔洋谈众口铄金》，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明报》副刊《岛居新文》专栏之读者来函。。而且，即使是，以金的聪明和特强的记忆力，又何须花此笨功夫耶？中学生的辩论比赛，往往都是临时才抽签决定正反两方，中学生都可以即时发言，金应熙岂有不能之理。但枝节问题，无关宏旨。故我的所感所思，仍是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提供的材料为依据。
其实，从陈寅恪的诗文中，也可看出师生决裂的根源。裂痕恐怕是从金应熙一成为共产党员就开始了的。陈有诗云：〃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这是他平生最大遗憾。陈寅恪的史学是〃文化史观〃，马列主义的是〃唯物史观〃，难以调和。陈氏有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并加说明：〃俗谛在解放前指三民主义，在解放后指马列主义。〃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作为共产党员的金应熙，如何能够摆脱马列〃俗谛〃的〃桎梏〃。
〃俗谛〃恐怕亦不只限于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俗谛，佛家语。大乘佛法可分胜义谛（真谛）与世俗谛（俗谛），〃谛〃，梵文Satya的意译，指真实无谬的道理。依二谛中道的义理，价值判断、道德进路，等等，均属〃世俗谛〃。佛教把主张〃有常恒不变之事物〃的见解，叫做〃常见〃，把主张〃现象灭了就不再生起〃的见解，叫做〃断见〃，都是错误的。对任何有关价值判断的任何答案，都容易使人误入歧途。依此理念，三民主义、马列主义固然是俗谛，孔孟之道亦是俗谛。一切足以造成思想桎梏的无不是俗谛。陈氏精通佛学，我想他说的俗谛当是指大乘佛教所言的〃世俗谛〃。他特别提出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只系针对〃时弊〃而已。他对科学院说：〃（我）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陈氏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具有自由的主意和独立的精神〃。
这个见解和中共曾一度提倡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倒颇有相通之处。如果只把马列主义作为百家中的一家，并非〃独尊马列〃的话，我想应是无悖于陈寅恪的治学精神的（他本人纵贬马列，但决非认为马列毫无价值，否则他不会花那么大的功夫去读《资本论》原文）。可惜的是〃双百方针〃，中共能言而不能行，到了〃反右〃期间，变成了〃百花凋谢，一家独鸣〃的局面。共产党员金应熙，屈从领导旨意，贴乃师大字报。唐筼抄下来，回家哭着念给丈夫听。陈寅恪勃然大怒说：〃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师生决裂，遂一发不可收拾。
思想分歧，〃俗谛〃〃桎梏〃，造成了师生的分裂。而这〃桎梏〃也的确影响了金应熙的学术成就。
金应熙引导我接触马列思想，但我始终没有成为马列主义者。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多元史观〃。决定历史的因素，因时间、地点而别。某个时代，某个国家可能是经济因素；换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可能是政治，可能是文化，也可能是军事、宗教或其他（例如《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就是从〃财政与税收〃入手来研究明史的。书成，寄往剑桥。李约瑟博士写信给他说：〃哎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传为趣谈）。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台北联经，一九九五年出版。
金应熙并非教条主义者，但无可置疑，马列主义一直在他的思想中占着主导地位。这种情况，直到他的晚年，才好像有所转变，但也未曾破茧而出。陈、金之间，除了价值观的不同（一个视马列为〃俗谛〃，一个则奉之为真理）之外，在道德观方面，恐怕亦有分别。例如陈寅恪认为李商隐出自〃新兴阶级〃，并得牛党提拔，就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这一观点，金应熙就未必会赞同了。且莫说共产党要求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脱胎换骨〃，即用梁启超的说法提倡〃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亦是并不赞同〃从一而终〃的。
提到梁启超，我倒想起另外两个师生决裂的〃案例〃。两对师生，都是第一流的大学者、大名人。一对是俞曲园和章太炎，另一对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俞曲园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父子一脉相承的朴学大师，治学深邃，对弟子要求十分严格。章太炎二十二岁那年拜他为师，在俞家建于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住了七年，得传衣钵，自己也成了国学大师。后来，俞曲园因他提倡排满、革命，十分不满，声言〃曲园无是弟子〃。章太炎回〃诂经精舍〃探望老师，俞曲园一见他就严词呵斥，说他从事革命是〃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叫众弟子鸣鼓而攻之。章不能忍受，反唇相稽，并写《谢本师》一文，从此〃拜别〃师门，自立门户。
梁启超则是因为佩服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中了举人之后才拜康为师的。他曾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是〃万木草堂〃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个。但辛亥革命后，康、梁政见不同，一个佐张勋复辟，一个则助段祺瑞讨伐张勋。师弟对立，康因此斥梁为〃枭獍〃，把梁逐出师门。但梁启超则始终尊敬老师。一九二七年康有为病逝青岛，梁启超的挽联中有〃西狩获麟，微言遽绝〃等句，把老师康有为比作孔子。
这两个案例和〃金案〃有相似之处，亦有相异之处。相同之处：一，都是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二，其实质的表现则为〃新〃〃旧〃思想的冲突，这不是简单的是非题。新的未必好，旧的也未必坏（反过来亦如是，并非一切旧的都应该坚持）。《史家陈寅恪传》的作者汪荣祖就有这样的见解：〃前清维新健将如康有为、严复等都被视作顽固人物。其实，这是很不公平的论断。维新家的思想不一定比革命家旧。〃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香港波文书局，一九七六年出版，十四页。他把陈寅恪的思想趋向归结为〃吸取新文化，折中旧文化〃。认为，正是因此，陈氏的史学〃卒能自成系统，有所创获〃。相异之处，则主要表现在师生关系上。现在只比较〃逆徒〃对老师的态度。章太炎是你不认我，我也不认你。梁启超是你不认我，我照样尊敬你。金应熙和梁启超比较相似（《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说金应熙在〃大字报事件〃过后，曾向老师长跪请罪。但据金师母说并无此事）。在金应熙的晚年，他是抱着〃补过〃的心情去〃深研〃义宁之学的。
但不论怎样，有理也好，没理也好，金应熙当年（一九五八年）用大字报的方式来批评老师，总是不该。而且据说他在一篇批陈的文章中，说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认为是一种〃反动〃，这就更加接近于先扣〃帽子〃的〃打手文章〃了。
〃熟悉金应熙的人都认为金其实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