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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才使他虽然劳师远征，仍然以攻为守，坚持到底。所以尽管后人痛惜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依然承认他属于“内圣外王”，也就是道德崇高，事业有成的典型。
诸葛亮不仅名垂后世，而且当时就受到民众的爱戴，《三国志》记载他死时“黎庶追思，以为口实”，“百姓巷祭，戎夷野祀”，到处都在开追悼会。成都的祠堂，就是当年建起来的。数十年后，“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灭蜀以后，晋武帝还派专人去了解总结诸葛亮的治兵之法。能得到敌手这样的敬意，也就“不白活一回”了。据说东晋时大将桓温到蜀，还找来一位当年曾是侍候诸葛亮的小童（犹今日所言“身边工作人员”）的百岁老翁，想问自己比诸葛如何，老翁回答颇妙：“诸葛在时，不觉其异。自公殁后，无人能比。”（殷芸《小说》）可见他确实是以“肉身”成圣，而不是后人认为的“近妖”一流。
中国传统的人文崇拜有一向有两大系列：一种是道德楷模，如孔孟一类圣贤；另一类是前述的智慧人物。形成后世诸葛亮崇拜的因素很多，但他兼有丰富智慧和崇高品德，跨越两大系列，恐怕是主要原因。这符合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效法天那样自强不息，效法地那样厚重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式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语出《易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是后来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拟的校训）；象流水一样灵活的智慧，象大山一样坚实的品格（所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有人突发奇想，认为既然《三国演义》里常说“视时务者，方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要是诸葛亮辅佐的不是刘备父子，而是曹操父子，又该如何？
这当然是无数个“历史上的如果”命题中的一个。我看这种“如果”是不存在的，第一是诸葛亮在襄阳的一帮朋友中，没有一个帮曹操的（亲戚倒有，如他的堂弟诸葛诞），就连“走马荐诸葛”的徐庶，被逼进了曹营依然“一言不发”，可见有政治立场的对立；第二就是为人的差别了，诸葛亮受朋友“托孤”之请，的确作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没有象曹操和司马懿那样，自己个加“九锡”，“挟天子以令诸侯”，留着让儿子当皇上。退一万步说，交诸葛亮这样的朋友，放心，交曹操、司马懿这样的朋友，糟心！
这又涉及到文化是一个“价值系统”的问题。在一个有系统的价值体系里，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有伦常作为保障，也就是相互间具备“期望值”：你“仁”我“义”，敬我一尺，还你一丈。小到居家过日子，大到治国安社稷，无不如是。价值系统如果变乱了，你不仁我不义，君“不君”，则臣亦“不臣”，你有初一我做十五，父子夫妻同事朋友上下都在你骗我，我骗你，伦理常情没有了，“期望值”消失了，干什么好事都白干，交什么朋友都白交。到了大家都相信并且抱定“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操哲学，而嫌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诸葛亮精神的时候，这个社会离着乱世也就不远了。
当然，“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到了下一次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时，人人折腾得够够的了，那又是猴年马月的事，你我还赶得上么？
如果我们还相信“公道自在人心”的话，我们就应该承认，在超乎一时得失之上的东西，价值比功利大，存在比功利久，影响比功利远。
“智”和“奸”一字之别，倒也有“诛心”的意义。
“老不看《三国》”——陈酿三国之六
电视剧演关羽“大意失荆州”，有吕蒙设计，白衣渡江的场面。连剧组中都有人拍完后一直在疑惑，那么一彪人马，都穿着整整齐齐的白色衣衫，好嘛，这不整个是一支白盔白甲的军队吗？荆州守卫者再傻，能这么放心地让他们过江吗？
这的确是电视剧无数令人遗憾的错误之一。其实《三国志·吕蒙传》裡说得很清楚：“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舟＋冓）艣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三国演义》“演义”这段故事，说得就有点含混了：“选会水者扮作商人，皆穿白衣，在船上摇橹，即将精兵伏于（舟＋冓）艣中。”（毛宗岗批本）《三国志》里说的“白（读如bó）衣”是指平民百姓，所以特别有“作商贾人服”的解释，传统戏曲里是搞清楚了的。中央台的电视剧虽说不愁经费，但总不值得白花置装费，专门去犯错误吧？这是当今“搞文化而不懂文化”的又一例证。
“白衣渡江”是三国争雄无数谋略奇计中的一个。《三国》多奇谋，谚语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我想是因为老年人阅历本多，再弄上一肚皮谋略，操心不利于养静。而青少年血气方刚，学梁山好汉拔刀相助、使勇狠斗那一套，容易惹事。这当然是旧时世故之言，今天的人们未必会同意。
书摊上的“谋略热”已经火了好一阵了，听说看《三国》电视剧，又掀起了一轮新潮。商场本是战场，虽然时与势移，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也简单模仿“白衣渡江”，但是“兵不厌诈”的原则，总还是通于古今中外的。外国人看《三国》，也有这方面的关心。澳大利亚搞《三国》的女学者马兰安就说过，外商希望从《三国》里了解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好到中国来赚钱，可见易地而皆同。前几年一位瑞士汉学家把中国的《三十六计》中的十八计翻译成外文，在西方世界引起相当反响，认为从中可以知道东亚在世界商战中致胜的奥秘，证明有类似想法的老外，决非孤例。
中国谋略文化确实源远流长，非常丰富，老庄孔孟都谈到过。而且也泛化了，实际上中国人在在娱乐方面的发明，如围棋、扑克、麻将也都是这方面的思维训练。至于经商方面最早的故事，恐怕要算范蠡用韬晦计和美人计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兴兵灭吴，功成身退，泛舟五湖，又以谋略成为巨富陶朱公。至今无锡的蠡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现在猛然间讲起市场经济，大家都开始重视用谋略搞经营管理，这当然不是坏事。但是也有一种误解，以为知识分子下海，以高智能高计谋经商，就可以称为“儒商”了。前一阵有一部电视剧叫《儒商》，叙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还有新闻界以此许人的报道。其实“儒商”是指以商为业，怀“儒”（经世济民）之心的有识之士。比如清末状元张骞，他愤于国事日非，痛于外侮日甚，而惩于当时士大夫侈谈无根，束手无策，遂提倡“实业救国”“工业救国”，并身体力行，开始募资在家乡南通建立新式纺织企业，从而掀开近现代民族资本新篇章的。他自奉甚俭，从不以聚敛私财为目的，这种风习曾影响过一代民族资本家。往早了说，则孔夫子的入室弟子子贡就是富商，他发了财又来执礼问道，说不定当年夫子周游列国就是他赞助的。
又有论者以汉代有”士农工商”的”四民说”为等级划分观念，论证中国儒家一向轻视商业，恐怕也有误解。至少明代新理学的代表人物已经明确提出了“新四民说”，讲过“异业同道”的道理。实际上中国的谋略文化从来不是单纯提倡用计用谋，更不是用高智商，高技能，高“谋略”去坑蒙拐骗赚黑心钱。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也许有人不信，日本自“明治维新”走向近代资本主义，最初的思想武器是朱熹的“尊王”学和王阳明的学说。鼓吹富国之说的代表人物涩泽荣一，则大力主张以“《论语》加算盘”作为兴建企业的起点。据说日本人认为松下幸之助无愧“儒商”，他创办的高层经理人员研修学院里指定的两部教材，就是《论语》和《三国志》。
记得前几年“谋略热”初起时，书摊竞相卖过一本“奇书”《厚黑学》，大概说《三国》人物里刘备脸厚，曹操心黑，故能成大事。如果对刘、曹兼收并蓄，做到既厚且黑，则“事业”当更上层楼矣。一些人读后深以为然，似乎还有好事者作续。其实这部书是李宗吾在抗战期间痛恨于政府腐败，和官员无耻而作的激愤之语，正话反说，骂起来尤其酣畅淋漓。也因之很快就被国民政府列为“禁书”，留下“奇书”之名。他本人虽然自称“厚黑教主”，赏识“以骂成名”（这一点却颇类“击鼓骂曹”的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