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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汉”、“北汉”等。如果刘备自立“蜀”号，则“王业”早已“偏安”，“汉、贼”业已一气，还闹腾什么劲儿呢。类似的明显疏忽不少，据说有不少专家参与了“创作把关”，不知是怎么审的。
话又说回来，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创下的若干个“中国第一”，更多的恐怕只是数字上的意义，而没有利用各种优越条件把它作成一件精品，毕竟是件憾事。想当初乾隆皇帝临逝前，也曾对自己一个人诗歌创作的数量，竟然能比《全唐诗》总和还多而颇为自得。但是人们至今仍然奉行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没有拿《乐善堂集》和《御制诗》当范本的，这就是“数”不敌“质”的一个证据。
小说《三国演义》是耐得住咀嚼的。它所以在“廿五史演义”中一枝独秀，不仅因为它成书最早，流传最广，手笔最大，而是因为这一段历史包含的经验教训极为深刻：一场较小的社会动荡，经过群英纷争，三家竞雄，最后达到一统。但是不过37年后晋室就“东迁”了，成为“南北朝”，竟酿成了更广泛的社会动荡，更深刻的社会矛盾，更长久的民族分裂。后来人痛定思痛，感到刘备的仁政，诸葛亮的民族政策和治蜀方式，才是长治久安的正道，因而总结出“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超功利历史价值观。
另一方面，方今天下的经济竞争也是“三足鼎立”，欧洲和北美竞相实现本土的“自由贸易区”，稳住阵脚，隐然与蓬勃兴盛、发展势头正猛的东亚及东南亚抗衡。这是下一世纪贸易战的基本格局。谁说《三国》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不会使“汉字文化圈”及其影响地带的国家民众，在这种未来的竞争格局中受益呢？
从“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的老话看，当初《三国》戏的观众里，确有一批被“疯子”们精湛演技迷倒的“傻子”。但现在的电视观众，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傻子”了，因为在家庭中观看电视的形式本身，已具有充分的“间离效果”。而《三国》电视剧的主要创作者们心里却横亘着太多的功利，急于靠着古典名著“扬名立万儿”，也没有下应有的功夫，把戏吃透、演“疯”，就马上又要移师全部《水浒传》了。
这消息传来，不禁使人倒抽一口凉气。我们还记得前苏联改编名著的谨严精湛，因为名著是民族以至世界文化的共同财富，理应用结合了现代科技成就的影视形式进行深刻的诠释阐发，才会功在当代，利及若干秋。希望挟中央电视台巨资和播放优势的决策者们，改变一下只搞“普及”的思想，更多的具备“精品”意识，不要再把第四部中国古典名著也拍成马马虎虎的“连环画”，再以“遗憾艺术”为由，挡着让“别人三十年内也搞不成”。
“戏说”与“演义”——陈酿三国之三
也许并不偶然，当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型历史戏《唐明皇》时，北京台正在播《戏说乾隆》；后来中央电视台的《三国演义》挟强大的宣传声威播出时，北京台又在播《戏说乾隆》续集。“戏说”续集换了赵雅芝这样的主角，戏也较正集略差，但据一项统计说，北京地区的收视率仍旧超过《三国演义》，前年的帐就不用算了。《三国》主要靠小说原作的名声，以大投入博大产出，没有赔本。而《戏说》的投资者从不张扬他们在海内外收入的数字，显然是自己个“闷得儿蜜”了，要不然急着忙着拍什么“续集”呢。
黄金时段的电视剧是争夺热点，当然就有行有市。观众不用举手，只须用“换频道”
来表示他们的选择就够了。如果有客观独立的收视统计，实在应该是所有电视节目决策人员案头必备的参考。一位决策者曾激愤地同我说：“我就不相信《唐明皇》不如《戏说乾隆》，看《戏说》的是什么层次的人？”我答曰：“我就是看‘戏说’而不看‘唐明皇’的。”
以两剧作出这样的比较，本来没有必要，却看得出一种失衡的心态。这就是前些年喧腾一时的“严肃文艺”、“纯文艺”对“地摊文艺”的讨伐，和近来以“高雅文艺”、“典雅文艺”与“通俗文艺”的抗衡。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打起根儿就“严肃”“典雅”的文艺形式，比如诗歌，《诗经》里颇受称许的《十五国风》就是“桑间濮下”之语，词起源于教坊酒楼的小令，小说是俚巷之谈，圆舞曲源于奥地利民间双人舞，歌剧《赛维尔理发师》最初的观众是市井小民……文艺发展的大体趋势，都是源于鄙俚民间，一定时期文人采入整理定型，发展到极至，成为小圈子内的精致消遣。一种形式被“玩死”了，就再从民间鄙俚处取得另一种，接着玩下去。
这里面的是非曲直可以姑且不论，但大众喜闻乐见的，必然会形成需求，形成市场，而擅长此艺者也不难名利双收。唐代一名叫文溆的和尚善于“俗讲”，“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纶……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教坊效其音调，以为歌曲。”（赵璘《因话录》）俨然今日之”歌坛巨腕儿”。这是来自当时儒家的批评，不会有广告吹捧之嫌。韩愈曾著《华山女》诗，描绘当时佛道两家以俗讲技艺打擂台，争夺听众的激烈情况：“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恶恣诱胁，听众狎洽排浮萍”，等到道教说书艺人华山女儿出来后，即“訇然振动如雷霆”，“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这就是公开的竞争。不要小看这“俗讲”，这就是中国说书和白话小说的老祖宗。
观众的需求和爱好就是市场。中国有“文化市场”，并不自今日始。白居易，柳永的作品当时都有市价，李渔入清后弃功名衣冠，以经营私人的芥子园“出版公司”和编导演戏曲流动演出为生，郑板桥还自书“润笔”价格，明码实价，童叟无欺，这些人都名显当代，光耀后世。以编著“三言”闻名的冯梦龙分析唐宋小说的区别时说：“唐人选言，深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文心少而里耳多，不通俗其能可乎？”可见有能通于“里耳”（用今人之话，应该说是文化市场的消费大众）之俗，才是占领文化市场之大焉者的不二法门。
当然任何市场都需要多元，都需要引导，文化市场尤其如此。明人又有一句话：“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京夲冯玉梅团圎》）现在看来，这里的“话”指表现方式，包括象电视剧这样依赖技术传播的表现方式，是必须在“通俗”，即大众“喜闻乐见”上下功夫的；“语”是内容，“风”同“讽”，内容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才能打动感动消费大众。考虑到提出者已经是500年前的古人，这种总结相当透僻。
咬文嚼字地说来，《三国志通俗演义》所以叫“演义”，就是透过“七实三虚”的史实人物故事传述（即“演”），表达出褒贬惩扬的历史价值取向（即“义”）来。“戏说”则是另一种“姑妄谈之”的方式，从这个意义讲，《西游记》就可谓“戏说玄奘”。玄奘取经在佛教史、中外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上，都可谓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但这部小说的人物故事显然都与史实无关，不过借玄奘这个历史人物和取经历程的大致故事作为轮廓，抒写作者的看法感慨。我以为《戏说乾隆》会写戏，所以热闹好看，但却不俗，清代盐、漕两帮渊源及贡绣等历史掌故叙来头头是道，其中自有作者的历史观，其才学识力，显然高于靠着名著还写不出戏的《三国演义》的“编剧”，和缺乏历史常识的《唐明皇》编剧。别的且不说，一部《三国》戏，拍完看完人们都欣赏曹操去了，显然就没有“演”出这段史实应有之“义”。
顺便一说，现时流行“顾客就是上帝”的说法，据说是舶来品，不知出于何典？据我所知，西方销售学有“顾客永远正确”或“顾客就是国王”，意思是产品和销售都应当顺从顾客的意愿，极而言之，形容顾客能享受象伺候国王一样的周到服务。此语源自“国王不会错”（Aking can do no wrong），是英伦一位专横国王的名言，与中国“口含天宪”的说法相得益彰。而上帝（God）则是西方世界的价值源头，显然从来就不会去参与消费，“顾客”和“上帝”因之不能构成类比。这或许是以讹传讹的又一例证。话说回来，中国电视剧市场已然形成，竞争也实际上展开了，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