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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我每次的上海之行都是行色匆匆。
那是我第一次仔细观察上海的石库门弄堂，我没带照相机，但那天傍晚有着很好的光。那种光很容易令我沉溺，沉溺于某种安详的想象中。弄堂门上巴洛克风格的浮雕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最引人注目，卷曲的叶蔓正向石头深处生长，每一条筋脉都被倾斜的阳光突出出来，炫耀着它们的活力。在那些石刻的外面，真实的植物顺着石墙攀缓而上，不知疲倦。石头内部与外部的植物形成某种镜像关系，它们互为对方的影子，但它们没有对话的可能，它们十分相似却不属于同一体系，所以植物的问询无法得到浮雕的回答。
石库门建筑实际上是联排房屋，有两层楼的，有三层楼的，有点像现在所谓的联排别墅，以纵向为单位，每个家庭各自为政，每家都有自己的楼梯、厨房、卫生间，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各家房前还有一个小小的庭院，庭院外面则是一排石库门。石库门多为欧式，如同北京四合院门头的砖雕，石库门门头装饰十分重要，像穿在外面的服装，代表主人的品质和地位。石库门建筑把长长的欧式房子等分成若干个单位，每个单位里安顿着一个家庭。“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它们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和一堵墙上。而且，一旦开进门去，院子是浅的，客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走穿过去，一道木楼梯在了头顶。木楼梯是不打弯的，直抵楼上的闺阁，那二楼的临了街的窗户便流露出了风情。”（王安忆：《长恨歌》，第四页，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作为棚户区和高级别墅的中间物，石库门建筑维护的是一种小资生活，优雅安闲，幸福得近乎萎靡。上海人连做梦都是欧式的，所以石库门建筑刚好可以成为他们梦的仓库。它像一道坚硬的外壳，把梦围拢起来。但那小小的庭院都是中国式的，种花莳草、品茶打牌，都是江南人的情趣。所以上海不是任何一个欧洲城市的翻版，是建立在江南文化上的一座欧洲城市，是一座同时热爱西装和旗袍的城市。
在十九世纪中叶，为躲避太平天国之乱，许多华商涌入租界，租界内便建造许多木构的联排房屋卖给他们，这是石库门建筑的雏形。一八七零年以后，这种房屋因经常失火，而被租界当局取缔。一种新型的砖土结构的石库门建筑才应运而生。为了节约用地，容易构造，总体仍以联排组合，单体平面取自江南传统民居的合院布置。据说上海最早的石库门建筑位于北京东路的兴仁里，建于一八七二年，在城市改造中早已被拆除。南市小东门附近的郭仁里、棉阳里，河南中路的吉祥里（一九零四年）、淮海东路上的宝康里（一九零四年）、浙江中路厦门路转角处的洪德里（一九零一年）、祥康里（一九零八年）及衍庆里、明月里、春平坊、同益里等等，都是早期石库门的代表。（据张锡昌：《说弄》，第十一、十三、三十页，山东画报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
但后来的石库门已不再是富商们的避难之所，他们很快拥有了自己的深宅大院，而石库门建筑，则安顿着小资产阶级的黄金岁月。上海有多少幢石库门建筑，就有多少怀揣粉色欲望的小资产阶级栖身其中。所以，上海的小资，是一个可以量化的群体。上海各种建筑的数量，告诉我们这座城市里不同阶层的比例分配。小资在其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只要清点一下密密麻麻的石库门就可以清楚。王安忆说“石窟门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的一种”（《长恨歌》，第四页，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就是说它们人多势众。但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不同人群在不同建筑中的分配规律被打乱了，而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石库门建筑又被大面积拆除，这使我们对这座城市的了解失去了最直观的依据。
上海的历史是由大资产阶级和赤贫阶级书写的，但它却是小资的乐园。大资本家们通过他们的资本冒险，在平地上建起了一座迷宫般的城市；而这座物质主义的城市却成为培育革命的温床——从小刀会到革命党，都从这座城市发迹。这两个处于两极的社会集团使上海成为一张随时可以翻转的纸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你死我活是这座城市开埠伊始就明确的规则。但是，处于两极阵容中间的小布尔乔亚们，却赋予生活一种超强的稳定性。上海不动声色地消解了革命的激情。他们安闲、从容、温文尔雅，对那些隐形的绞刑架和断头台视而不见，即使这座城市已经危机四伏，他们仍然专注于自己的小日子。上海不相信口号，而只相信闲言。一九三五年，穆木天在上海的著名画报《良友》上撰文说：“东家的主妇，西家的女仆，在那里制造弄堂的新闻，鼓吹弄堂的舆论。如果您能够懂他们的哝啊哝的话语的话，就可以好多好多的珍闻轶事。就是不懂那些话语，您也可以把那当为一幕一幕的哑剧去观赏。在那种哑剧中，又以看东家的男仆同西家用主妇是身份平等，您也看出来一切的表情上的生动真实。”（穆木天：《弄堂》，原载《良友》，一九三五年十月号）也许是城市的残酷使他们对营造自己的香巢或曰醉乡更加痴迷。阳台、客厅、公寓电梯、浴室、舞场、有弧形雨篷的露天咖啡馆、寂寞的街、笑靥和玉臂、俗艳四溢的靡靡之音，一种属于上海的岁月，在任何时候永不变形。即使在“文革”这样的极端年代，上海仍然是富足和时髦的象征。中庸、物欲和颓废，是他们对付时代巨变的超级秘笈。他们具有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动荡中求平衡的天生本领。当大历史尘埃落定，最终浮现出来的，就是这些芸芸众生，绅士淑女，乌鸦与麻雀。石库门建筑是他们的纪念碑，记录着他们不屈不挠的享乐史。
三
赫拉克利特排除了我同时踏入两条河流的可能性，但我同样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当我第二次到来的时候，原来的那条河流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条河流；它们可能在相同的位置上，但它们不同。
在变动的时间中，建筑是最稳定的因素，因而我们经常把它确认为记忆里最忠实的坐标。但建筑也会变节，也会背叛我们的记忆，也会参与到时间的骗局中。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的建筑像中国一样始终处于大规模的动荡中，仿佛有一只手在始终转动着城市的魔方。当我们刚刚认清城市的面孔，它已经发生了变化。城市为闯入者准备了各种不同的入口，这些形态各异的入口已经令我们眼花缭乱，它们为我们安排了各种不确定的命运，从每一个入口走进去，结局都不一样。但是现在，所有的入口都在变，每一个入口在不同的时间中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也就是说，一个入口可以同时是一百个入口，这使我们深陷迷惑而不能自拔。城市的街景不再是一幅固定的图画，它拒绝按图索骥，它已是一串变动不拘的电影菲林，华丽、璀璨，转瞬即逝。
我和Kim在二零零五年的圣诞节前来到上海时，上海已经不是我和马可漫步过的那座城市。许多变化已经在暗地里发生。石库门老房子几乎已经灭绝。新时代的小资们在选择另外的栖居方式。推土机正在煽动这座城市脱离旧日的记忆。当然，所有的变化都以量变的方式进行着，不易察觉，但在我看来，质变在每一刻都在发生。这要看我们把参照物定在哪里，一种变化相对于一天前是量变，相对于一百年前却是质变。我们无法统计新房子与老房子的力量对比，无法计算当老房子减少到多少，高楼大厦增加到多大比例时，此上海便不再是彼上海，我们只知道上海在每一分钟都在改变着自己的形状。这要求我们在记录上海印象时，要提供精确的时间刻度，因为时间的流逝将使我们所有的描述过期作废。这显然是强人所难，无论文字还是镜头，在这样的变动中都将败下阵来。
石库门弄堂在这座城市里已所剩无几。十五年前，当我站在一幢酒店高层的窗前眺望这座城市的时候，就已经预知了这样的结局。那时的石库门弄堂几乎成为拥挤脏乱的同义词，所以它们遭到这个崭新时代的唾弃。实际上，正在进行的不是城市改造，而是新的城市借用了旧城市的地盘。除了几条著名的大道，在这座城市里寻找海上旧梦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想，以后的年轻人再面对张爱玲小说可能会产生阅读障碍，而石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