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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北京坐车,常会看到有些车站是以胡同的名字命名的,比如辟才胡同、灵境胡同,人们都知道它们的名字,但是这些胡同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它们仅以汉字的方式存在于站牌上,就像一个无足轻重的词混迹于辞典里。与这些名字相对应的是一条条熙熙攘攘的大街,各种店铺罗列在街边。马路很宽,中间有铁栅栏相隔,街两边的住户隔路相望,老死不相往来。
二
在北京,在许多古老的事物消失之后,有些名词幸存下来,企图以隐晦的方式保持着与过去的勾结。比如东单、西单,东四、西四,是用牌楼的数量命名,它们的全称应当分别是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这些地名陈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曾经把守在十字路口的牌楼,分别是一个和四个。牌楼隐退之后,这些地名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不三不四,不上不下。北京地名的一大特点是具象化,具有某种最简洁有效的描述能力,因而,名称与实体之间绝对是一一对应的,但年深日久,它们势必与它们的本意脱节,它内在的汁液将被抽干,最后变成一个没有感情色彩的单词,所以,把一个地方称为A,或者称为B,已经没有区别。
消失的胡同就是明证。在过去,胡同首先意味着一种生活形态,它主要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所谓硬件,是指那些很硬的物件,比如胡同里的砖墙,和等次鲜明的门,它的宽窄、布局,都受到礼制思想和风水观念的管辖,尺度与走向不是凭空而来;而所谓软件,则是指在胡同内形成的人伦关系。胡同是大小四合院之间的夹道,它的窄度决定了不同家族之间的人们必然在这里相遇,而它迷宫般的走向,又将所有的四合院连接成一座命运交叉的城堡。现在,胡同连同它所赞赏的生活一同消失了,这令幸存的名字显得孤孤单单、孤苦零丁,孤立无援。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它们无所适从。我们将循着一条“胡同”的名牌寻找到一座商务中心,这显然是可笑的。但这不是它们的过错。这些名字已被驱赶出原有的生活现场,它们只能在现代的街区里苟且偷安。
如同大地上缤纷的春色已经退化成诗歌中的记忆,胡同节节败退,最后退缩成站牌上几个不起眼的文字。从地图上检索到它们或许并不困难,但这里只有辞条没有注释,或者说只有标题而没有下文,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在灯红酒绿之中,它们显得来路不明,形迹可疑,像混在北京的民工,但它们是这座城市里最古老的事物。自从这里在八百年前第一次成为全国首都,胡同就一直是这座城市的关键词。它曾经善良地向所有人发出邀请,并为他们准备了房子、树阴和茶水。
古老的胡同如今寄居在几个肢体僵硬的汉字里。如果站牌年久失修,那几个汉字可能碰巧会脱落,但我们毫不在意,因为那里已不再是我们的目的地。
三
但更多的名字随同它们所代表的胡同一起消失于时间中。它们被迅速遗忘。它们似乎已经成为停滞、老旧、落后的代名词,因而许多词汇拒绝与它们合作。它们更多地出现于城市规划的官方文件中,出台那些文件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消灭这些名字,并以充满时代气息的名字取代它们。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们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每一座拔地而起的大楼都是他们的纪念碑。这座宁静幽深的城市已经变得吵闹不堪,声音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鸟却从此失语,只有少数不识时务的人仍然执迷于那些消失的名字,像Kim和我。我们跟在那些名字的屁股后面寻找通往古代的道路,但在当下,这注定是一项荒唐的事业。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也就是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这些胡同就已经成批地死去——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以,我们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已经受到现实的否定——我们不可能目睹已经消失的事物。Kim曾经搜寻到一册《实用北京街巷地图》,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版,定价只有两块二,作者竟然是我的朋友王彬。在那本地图册上,还有许多胡同的残余势力,纠集在一起。我看到的是一页页胡同的家谱,纵横错落,关系复杂,像一片丛林,是许多生命的寄生之地。有许多张面孔在那些名字的后面晃动,有一千部电影同时在这座城市里上演,胡同本身便酝酿故事,不像商品房,无论盖得多高,都像停尸房一样冷漠寂静。
仿佛片尾的字幕,图册里那些胡同的名字,表示着已经流逝的人和事。几十年之后,这座城市里的胡同所剩无几,甚至这座城市里都古老的胡同之一——元代就有的砖塔胡同,也被列入拆除计划。我听Kim在冰冷的空气里发出的一声叹息,之后,我们决定离开这座城市。除了整日被形迹可疑的野导游们兜售的几处旅游景点,这座古城,几乎已经一无所有。
四
我问了许多人,他们的回答几乎一致:能拆的基本已经拆完了,北京已经没有什么可拆的了。我相信这是无须置疑的标准答案,也是对这座古老城市的最佳总结。但是一次偶然的事件改变了我们的计划。那天,无所事事的我们沿着西海漫步,然后一头扎进新街口外的胡同里。这时,一片支离破碎的胡同出现了。残缺不全的墙壁使迷宫得到了解构,我们可以从这条路望到另一条路,或者无须遵循道路的安排而随时出现在任何一个院落里。新街口七条,边上有一些彼此孤立的院门和房子,它们曾经是一个整体,有着神秘的呼应性——大门的规格关系到二门的形制,而檐廊的宽度则可能决定着砖雕的式样,那些互不勾连的构件在一个更大的视角中竟然变得密不可分,它们以隐蔽的方式结成同盟。它们的组合顺序使得一个人进入院落成为一种仪式,但这种空间美感已经荡然无存。那些彼此沟通的建筑细节,在事变中也划清了界限,它们之间是一片凌乱的废墟,只有深知老房子底细的人,才能看出它们最初的联系。在一片狼籍之上,有一座残存的正房(我相信它是一个大宅院中的正房)向我们发出邀请,但是一圈简易的铁板包围着它,使我们的视线无法看到它的全部。即使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屋顶已被拆除,但里面露出的通红的漆柱依然透露出它不凡的血统,仿佛一个贵族,即使身世破落,也令我们肃然起敬。
李捷已经成为这个院子里最后一位居民。她还将在这里孤身住下去。她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一座王府。一年以前,三进的大院子还保存完好。她站在院子里(如果还能叫院子的话),指点着那个虚拟中的王府——它的一部分已经压在新楼盘的地基下面,另一部分则几乎已经变成一片垃圾。只有两棵百年的核桃树,目前还以一种宁死不屈的造型,屹立于一片瓦砾之中。不久以后,最后一栋老屋将荡然无存,售楼处的沙盘已经暗示了它的去向。现在李捷试图寻求资金对它进行修缮,把这里变成一个小型会馆。但是,整体结构已经面目全非的院落,使她的愿望显得有些尴尬。
抵抗不仅无效,而且显得滑稽,这是抵抗者的宿命。呼啸而来的起重机将铲除所有的幻想,同时让藕断丝连的记忆在垃圾堆里苟延残喘。破坏者义正辞严,他们有一万条理由消灭这些古老的事物,为此他们使用了所有的伎俩,包括对原住民进行恐吓和欺骗。他们的恶行并非因为他们天生凶恶,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理论信以为真。
五
李捷的房子诱导我们走进这片胡同。从新街口头条到新街口七条,我们逐一查询每一条胡同的来历和去向。旧城西北部的这片旧巷,自城墙消失之后,就失去了屏障,马路和立交桥长驱直入,汽车更是得寸进尺,用尖利的喇叭对胡同进行咒骂。梁思成想象中的那条新城与老城之间的界限已不可能存在,那些幽深的胡同,即将消失在写字楼的腹部,光滑的磁砖将出现在原先砖雕或者门墩的位置上,玻璃房子成为胡同华丽的坟墓。人们的“交往方式是互换名片,礼貌地招呼……过去那种抬脚串门、炒菜时缺盐少醋都可以跟邻居要的快乐日子一去不返了”(杜丽:《我拿什么留住你》,见《书城》,二OO四年十二月号)到处都写着“拆”字,最后的防线已经崩溃,老城区正在全面退缩,走投无路的胡同开始奔向喷泉四溅的广场,胡同的名字将永远消失,它们最多只能成为恋旧者在幽黯的记忆里相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