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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有人想等到哪天空闲了，再来考虑最后几周或是几个月的安排，我的忠告是〃宜早不宜迟〃。如果你现在是50岁，准备55岁再考虑这一问题，我建议你〃宜早不宜迟〃。如果你现在才30岁，打算过20年再考虑这一问题，我还是建议你〃宜早不宜迟〃。身患绝症、时日不多的人感到有必要调整自己的日程安排，使之变得更有效率，而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则不会有这样的紧迫性，觉得哪怕往后推延一分钟都是好的，可是等他们明白过来后，可能已经太晚了。到时候就很不利了，可能还会成为魔魇，所以〃宜早不宜迟〃。
5。“你的脸有些下垂”
并不是说我事事皆顺利，我也有很多要努力的，我也经常犯错。当我神志清醒并想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时，有时思绪难免会飘到过去或飘向未来。我会生气，还经常流泪，有时候也会感到困扰。我想要做的事，尽管三番五次地努力，可能还是无果而终。不过，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把最后的人生紧紧攥在自己手中，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段光阴了，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
不过，现在这种局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在临终前，我不会觉得单凭企业家的头脑就可以豁然开朗，就可以参透人生哲理，就可以洞悉整个世界。我能吗？不能。倘若我那样想的话，就过于狂妄自大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于反省或是思辨的人。尽管我相信企业主管的头脑在很多重要方面都是有用的（在我临终前，我依然感到活力充沛、不知疲倦，就是很好的佐证），但是如果在死亡这件事上，要想成为命运的主管，听上去就有些滑稽可笑。
人之死深邃隐秘，感觉它与我目前所过的生活截然不同，虽然我会保留很多企业家的习惯，同时也要摆脱很多类似的习惯。事实上，尽管我没能总是抽出时间来反思，可是我明白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平衡两极：一极是过去的我，而另一极则是每天要塑造的全新自我。这正是我所遇到的最大挑战，而非死亡本身。一方面要把自己当成一个领导和经理人，而另一方面却要让自己把这些统统抛到脑后。我应该保留怎样的自我？我又应该舍弃怎样的自我？什么能帮我？什么又会让我失败？诊断前后我的性格是否发生了断层，而我身上是否同时具有这两种分裂的性格？这好吗？抑或是难以避免的？最后交锋胜利的会是想要的那个自我吗？
从我生命的起伏跌宕之中，别人又能学会些什么，又能获得些什么？我喜欢当一个商界的领袖，但是命中注定要谢幕的那一天终于来了。在我还没有变得神志恍惚和视力完全衰退之前，我最终决定由自己来说再见，至少我还有能力做出这样的选择。我是谁？在我过去的一生，我慢慢成长为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这是美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有着百年的辉煌，拥有40亿美元的资产和20000名员工。我在这里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的美妙生活。
2005年5月初，康妮和我一起去打高尔夫。我的开局不错，不过到了第8洞，放好球，挥杆，球应声飞去。不过，偏了，我倒不是说又是一个糟糕的右曲球。多年来，和很多高球爱好者一样，我也常犯右曲球和左曲球的毛病。不过，这一次球飞得很直，但是落点离球洞很远，好像我眼中有另外一面洞旗一样。自此，我就打得很糟糕。我们打完了全场后，康妮说我的脸色有些苍白。我已经习惯于整天都忙得不亦乐乎，不过2005年的春天更是忙得昏天黑地。这段时间我不仅为工作奔忙，也为家里的事操心。在我能真正长舒一口气之前，手头的事依然堆积如山。首先，我要飞往上海去参加全球经济论坛，届时会有来自各地的商业领袖出席。我也可以借此机会了解毕马威中国分部的运营现状，并和公司中国分部的负责人见面。
在去中国的路上，我先要顺道在得克萨斯州的沃斯堡市停留，拜访石油大亨罗伯特巴斯，他一直以来就是毕马威的重要客户。当我在加州的时候，全家人一起为我的一个侄女举行了婚礼派对。在婚礼前的晚餐上，康妮盯着我看了好久，神情异然，然后用手摸了摸我的脸颊。“你的脸有些下垂。”她摸着我的右脸颊说道，可是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异常。后来，我觉得应该自己看一看，所以就照了镜子，发现果然如此。就好像我看完牙医回来，局部麻醉剂依然在发挥作用。
此时，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在周末，康妮发现我嘴唇旁的肌肉不时会有些抽搐，右脸颊也不断下垂。几个其他参加婚礼的亲友也提到了这一点。康妮估计这是由于劳累过度造成的，有可能是颜面神经麻痹症，我们从网上得知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神经功能紊乱疾病。它的症状为面瘫，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大家都觉得这是由于我过度疲劳造成的，当一个人因为工作过度导致筋疲力尽之后，就会造成肌肉抽搐。康妮让我去看医生，不过我的中国之行迫在眉睫，我想回国之后再做修整。
6。医生打来了电话
当我在国外出差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不舒服一点都没有在意，我也根本没时间去在意。
第二周，我又马不停蹄地赶赴西雅图，参加微软首席执行官峰会，有一百多位重量级的首席执行官应邀出席。
回到纽约，我的右脸颊和嘴角依然下垂，我答应康妮下周去看神经科大夫。在去看大夫之前的周末，我和康妮宴请了公司的一个老客户及其夫人，多年来我们已经视为莫逆。在饭桌上，我兴高采烈地回顾了这次出行的所见所闻，我们四个人也谈到了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经济领域里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晚餐之后，我们驱车前往迈迪逊花园广场，我们有U2乐队演唱会的票。我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如此热力四射的演唱会火爆现场，当台上四首歌曲唱毕，康妮腾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准确地说，应该是在惊恐中倏然起身。
“怎么啦？”我朝她大声呼喊，希望在嘈杂的现场她能听到我的声音。“我觉得整个世界都要崩溃了。”她高声地回答我。我以为她指的是现场让人震耳欲聋的高分贝。
我们来到外面的走廊上，终于可以听清对方在说些什么了。她说自己想静下心来欣赏波诺和台上的表演，可注意力就是难以集中。她的心中满是不安和忧虑，她觉得目前的美好生活马上就要不复存在了。她起身完全是下意识的，似乎冥冥中有种大难降临的预兆。她也说从前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信誓旦旦地和她说目前的生活并不会离我们远去，我们回到现场，继续观看波诺的演出。我对生活中的阴云就这样疏于留意，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宽慰根本难以让康妮放心。
我也难以预料到底会怎样风雨大作，也真不知道该怎样做得更好。
5月24日，我和康妮来到了康奈尔医学中心看神经科大夫，我们两人都认为我肯定是劳累过度，可能是患了颜面神经麻痹症。和医生预约的是当天下午临近傍晚的时分，这样不会太影响我的工作日程。在我去看医生的路上，我不禁遐想联翩，在这个美妙的时刻，夕阳斜照树影长，一切都回归宁逸，如果能在高尔夫球场上享受一番该有多好呀。
来到神经科诊室，一位女医生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给我进行了一整套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检查。医生给我检查了膝跳反应，用手电照射观察了我的瞳孔，测试了我左臂和右臂的力量，还让我走了直线。她让我第二天一早就来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
我是个商人，自然重视效率和速度。这一次我觉得自己在这上面花了太多时间了，感到不习惯。我觉得自己无法奢侈地浪费大把的时间，站在长长的队伍后面，等着做核磁共振检查。不过，如果医生觉得我面部下垂只是颜面神经麻痹症，或是其他不太严重的症状，就会不急不慌地给我做出诊断，而不需要我马上去做核磁共振检查，完全可以让我等上一个星期或更久都没关系。
如果一个医生周二下午5时半告诉你，明天一大早8点钟就要做核磁共振，你心里就会嘀咕可能病情比自己想的要严重，而且要严重得多。不过，我并没有担心很久，康妮也一样。当天晚上我们又谈起了这件事，康妮跟我说医生建议检查，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