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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这两年，才说奶奶小时候对我不好，还是她起的头儿叫我往这边想，有一次她跟你妈说，要我们多抽一点时间陪你。说我小时候她不常在，所以“你瞧他现在对我们的这个样子”。之前觉得她不近人情，有时庸俗，冲突是价值观的冲突，是反抗专制，觉得她一向在家里称王称霸，不能让她在家里独大，必须再出一个霸王才能生态平衡，让你们这些老实的家庭成员活。之后也不真那么想，只是吵急了眼拿这个堵奶奶的嘴，属于不择手段。平心而论，至少在我小时候，并不觉得父母不跟孩子在一起就是对孩子不好，不拿这个当借口，假装心里有创伤，没那个概念。少年时代，完全不希望父母在身边，走得越远越好，才自由，在一起只会烦我。
以上是2003年春节到四月“非典”暴发前陆续写下的。
“非典”期间社会沸腾，我的心也散了，望文生义地用北京话翻译了一把《金刚经》和《六祖坛经》，接着你回来了，跟你一起玩了一个月，又睡了一个月觉，现在想重新捡起来写，觉得为格式所束缚。
我从一开始写作就总是为结构和叙事调子的问题困扰，总想获得一种最自由的表达，写着写着就不自由，容纳不下此刻要说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一件事正写着一半就想说别的，可又不能放下眼下进行到一半的这件事，坚持把这件事写完，就可能越绕越远，中间又生出别的事，永远找不到接口，直到把要说的话忘掉。有的时候只好为一句话推倒重头写。譬如在这篇东西里，我感到我被自己列出的章节束缚了，这一章是讲我对爷爷奶奶的看法，而我时时想离题说点别的，压抑自己真是件很难受的事，关键是注意力也会因此涣散。写作是为什么，我要问自己，还不是要把心里话痛痛快快地讲出来，至少这篇东西只是有关咱们俩的，我说的你总是能听懂，我又何必在乎什么完整性和所谓流畅。
我已经推倒重写十几回了，最早的第一章是我对你的一万字大抒情，一个月后再看觉得肉麻便删了，现在又觉得好，也懒得再恢复。现在的第一章是我在定中写的，觉得语气轻浮。这样删下去，永远写不完。昨天还是前天一觉醒来，想起一个形式，干脆用日记体，注明每天的的日期，想起什么写什么，写到哪儿算哪儿，第二天情绪还在就接着写，情绪不在就写正在情绪上的，如此甚是方便，心中大喜。慎了一天，今天决定就这样写了，前面写的也不删了，就当做废墟保存在那里，没准写着写着又接上了。这样很自由，如果以后再改形式就再改，他妈的也没人规定一个人要给自己女儿写点东西还要一口气说个没完中间不许换腔儿的。
一换形式就滔滔不绝，顺一阵子。能随便写真好。今天我很舒服，就写到这儿。我一顺就懒，就想无所事事地混一会儿。晚上我要去翠微路那边的一个叫“基辅”的餐厅吃饭，听这名字是俄国饭，菜里有很多奶油和番茄酱的那种。我小时候以为所有西餐都是那样的，当时北京的几家西餐馆只卖这种俄式饭菜。头一百次吃，至少五十次我吃完都出来吐。
我有很多嗜好都是活活练出来的，譬如喝酒，譬如抽烟，不喜欢，也没需求，只是为了跟上大家。抽烟抽醉的感觉比喝酒难受一万倍，天旋地转乘天旋地转，永远除不尽的也吐不出来的恶心。可见我身上的很多习气本来不属于我，就本质说，我是个纯洁的人，如果有条件，我应该再安静、再瘦、再挑食一点。我跟你说过我的真正理想吧，当一家豪华餐厅的领班，看着大家吃，自己彬彬有礼地站在一边。
2003年9月14日星期日
基辅餐厅在翠微路的一个地下室里，晓龙叫我先找水利医院，说这餐厅就在水利医院对面。开车拐进那条路，才想起水利医院就是大大去世并且停尸的那家医院。大大胃疼去水利医院看急诊，坐在大夫对面的椅子上滑到地上，再也没醒过来。这是两年前夏天的事，那天是周末，你正在奶奶家等我们回来吃晚饭。
基辅餐厅很大，至少两三百平方米，铺着光滑的木地板，中间留出一块很宽敞的地方给客人跳舞，但是一抬头天花板是漆成橘红色的混凝土框架。这餐厅吸引客人的不是饭菜，是一支由乌克兰国家歌剧院演员组成的演唱组合，他们在这低矮扁平的地下室里唱前苏联的革命歌曲和意大利咏叹调。来这儿的客人都是中年人，有俄罗斯情结的。我们旁边紧挨的两桌男女都会讲俄语，跟着演员的每一首歌合唱，演员休息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唱，很陶醉而且忘形。点点姐说，好容易翻篇儿过去的情结又被迫找回来了。
那几个乌克兰歌手也是上了年纪的人，有两个完全是老头，其中一个仪表堂堂满头银白发像叶利钦时代的叫什么梅尔金的总理，另一个脸颊和下巴也都耷拉了下来。他们穿着前苏联的军服，有一个上校、一个中校、一个穿裙子的女中校、还有一个元帅，排成一排唱 《国际歌》。
那个穿元帅服的老头最不正经，一边唱一边朝女士挤眼，还嘬着嘴唇吹口哨。点点姐说，俄国人两杯酒下肚就这个德性。我们知道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只是习惯地把他们统称为俄国人。
军官们在我们桌旁唱了几乎所有我们叫得上名儿的苏联歌曲 《山楂树》、《喀秋莎》、《列宁山》、《小路》、《三套车》什么的。我点了首《华沙工人革命歌》，这是我觉得最无产阶级最有暴动气息的歌，一听就仿佛看到彼得堡积雪的街道，扛着长刺刀步枪的武装工人排着队迈着沉重的脚步去推翻政府。这歌里有反抗压迫昂然赴死的气魄，我这种已经成为新资产阶级的人听来仍有所触动。我对点点姐说，看来革命先烈的血是白流了，每一滴都白流了。
我克制着自己的感动，因为我觉得这波动不合时宜，也很无聊。点点姐问起一个我认识的以作品具有正义感出名的作家“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至少他自己认为自己“是真的”。我说了我的观点，当一个人民的同情者——我们用的是“道德家”这个词，是不能光说说的，自己必须过最贫困的生活，把一切献出来包括生命。晓龙说，他认为切？格瓦拉够格。我说我还是觉得甘地、马丁？路德？金更像。我们聊了几句毛，我们都很熟悉他的悲剧，他用暴力铲除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有一刹那他做到了，接着他越过高点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有的时候我想，这是不是个人品质问题，他有没有机会避免这个结果？比较倾向这无关个人品质，在这种时刻和氛围他没机会。
接着我发现自己开始暗暗不快，有一点阴郁悄悄爬上心头像一只黑甲虫。我开始找这阴郁的源头，也是一个回忆，两年前在另一间叫“大笨象”的俄国餐厅，我和这同一圈朋友在那儿喝酒，也有一支俄国乐队在那儿演出，不过是支电子乐队。我们喝的是“安特”，安徽伏特加，玉米酿的，口味清冽，我个人认为比这次喝的“斯米尔涅夫”还可口。我们一桌人有六个喝醉了。小明姐一直在哭，她丧失了现实感，以为是在小时候，那时她妈妈遭到关押，她吃不饱饭。她哭着央求坐在她旁边的每个人，要他们答应让她吃饱，并且不断地说，我饿我饿呀。那天晚上有一个人，是我的一个朋友，（此处删去一行字）我不知如何反应，因为能反应的都反应过了，这是一个我无能为力的现实，我喝了很多酒但又无比清醒地看着这个现实，就像……就像……我也不知道像什么——就像等着锅里水开煮自己。我想你大概不要听这个故事，这是一个肮脏的故事——我是指我，我在这个故事里表现得十分不光彩就不在这儿跟你讲了。总而言之，这天的气氛和那天的气氛表面极为相似，我有点高兴不起来了，我想，坏了，以后我再去俄国餐厅都会有心理负担了。
2003年9月15日星期一
今天起得有点晚，醒了已经是中午了，又躺在床上看了会儿电视里杂七杂八的节目，彻底起来已是下午3时。昨天睡下的时候也是3时，晚饭在“昆仑”的新罗餐厅吃的韩国饭，喝了几瓶“真露”和我们自己带的一瓶“酒鬼”，饭后又去“苏丝黄”喝了一瓶“芝华士”。一起吃饭的有位金先生，是搞遥感治疗的，就是拿你一张照片，放进电脑里分析，诊断出你的健康状况，有病就在电脑里给你治了。金先生正在申请美国专利，并且已经在日、韩治了一些大企业的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