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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只手组织得更好,帮助领导早一点发现成熟了的问题,早一点防止或克服可能发
生或已经发生的灾害。造桥如此,事事如此。
人身上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不就是这种主动性么?在桥梁队和工人、技术人员
们一起度过的这些日子里,我随时感觉到他们在为许多事焦虑不安,为许多事议论
纷纷。跟他们在一起,你会又兴奋,又着急:有多少聪敏的头脑在为我们国家想事
情,有多少颗不安的心在为我们大家的事业忧虑和喜悦啊!但是,许许多多新鲜的
思想没有成为实际,许许多多有益的、明智的意见变成空谈。
就在队长办公室门外,墙上挂着一个大木箱,上面写着“意见箱”三个大字。
锁都锈住了,也没有人投进什么意见。
工人们每天上下班要经过队部两次,也很少有人走进办公室,坐下来谈谈。这
也难怪:既然意见、建议变成了有效行动的还要受到排斥,谈话还有甚么用处呢?
队部里,是另外一种空气。
队部里最常用的字眼是“正常”。每周计划会议上各科室主任回顾七天工作时,
嘴里说的是“正常”;调度电话里、给局里的汇报上,写的也是“正常”。
所谓“正常”,就是一切该传达、该布置、该讨论、该计算的都作过了。但是
在作过这一切以后,下面存在甚么困难,有甚么问题,群众有甚么要求或建议,就
都不在话下了。
罗队长只承认局里来的决定、指标、规章、制度。一切来自群众的意思、意见、
办法等等,哪怕是实现一个指示所必需的,也不加理睬。倘使一个建议或方案超乎
计划、规定的范围之外,罗队长自己还没来得及想到,就带着紧张与厌烦混杂在一
起的情绪去看待。如果它们不慎触犯了队里的秩序,可能破坏队里的“正常”状态
或违背五年前制订的哪一条规章;或者——这是特别重要的,如果它们正好不是局
里目前所提倡的,甚至可能是违背“领导意图”的,就大惊失色地目为异端,说是
“冒险”。
罗立正每有机会就向队部和各分队的干部谆谆告诫:
“在我们,最重要的是领会领导意图。对上级的困难,则要多多体谅。有时候,
你以为领导大意马虎,办事拖拉,岂不知人家心中有数,这里面有个意图……”
执行上级规定,罗立正一向是不遗余力的,有时甚至可以牺牲一点工作利益。
我就见过这样一件怪事:
砌石拱桥用的方顺石,工程局原来的要求是公差不许超过二厘。技术室要求石
工这么作。凡超过二厘的,一律算作废品。做了半个月,打了几千块石头,百分之
七十五都不合乎这个要求。工人拿不到基本工资。老工人、技术员提了多少次,说
石拱桥上的方顺石,不需要这么精密,而且石质确实太粗,不是掉角就是裂缝。吵
得凶了,技术室周主任到工地上实地看了看,确实不是工人偷懒,也不是技术太差,
这种石头就是做不精细。回到队部,把情况汇报给罗队长,两人交换了意见,最后
由罗队长签名给石工队写了个命令:
“……为保证石拱桥质量,方顺石规格不许擅自更改,必须严格执行工程局规
定,按原规格要求加工……”
后来事情闹到了工程局,局里派人来检查一次,把方顺石规格的公差放宽了四
倍——八厘,认为对桥身牢固毫无影响。再回头找那几千块报废了的石头,已经毫
无踪影——都给市建设局铺了马路了。
罗立正在这方面,从来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如果局里要队上通知一下职工注意
安全,队部就得叫工人讨论三次;如果局里说,安全问题必须组织一次学习,桥梁
队就要拿一个星期的晚上作报告、组织层层讨论。但一个星期以后,队部也可以根
本忘记安全这一回事。
这就叫似是而非。
技术室主任周维本第一个学会了这个“精神”。凡事多说几个“不够”,总没
有坏处。各分队提上来的技术方案、措施之类东西,技术室总要把保险系数在原有
基础上再加大20%。几百吨水泥、钢材、木料都在“力求安全”的要求下白白浪费
了。可是谁也不能把罪名加在周主任的头上,“安全第一”嘛,这是上级的指示,
周维本又一个钱也没放到自己腰包里!……
在党委办公室里,有一次我和党委书记章志华同志谈起了这个“似是而非”的
问题。他听完我谈这段时期看到的这些情况,捏了把烟叶塞到用得发亮了的烟斗里,
使劲吸了一会儿,烟叶才算燃着了。他脸上忽然现出一丝苦笑,显然是想起了不快
的往事:
“外边人、局里人都说,要说桥梁队的队长嘛,那可是组织性、纪律性最强的。
谁也没有他请示的次数多;局里的甚么指示,桥梁队也贯彻的最坚决。这倒是事实。
可是究竟甚么叫做组织性纪律性呢?中央的政策,不学习;中央的决定、指示不附
着局里的命令就不理会;党报的社论也从来不大看,说这是针对‘一般情况’写的,
咱们队是‘具体情况’,不一样……。”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呛得咳嗽了一阵,
又说:
“方针是一条:一个人不按报纸的社论办事,多咱也不会为这一点而受处分。
这不算犯错误。按行政命令办事,即便违反了党的政策,责任也不会追到下边来。
就是这么个逻辑……”
听着这位瘦瘦的、因为贫血脸色苍白的同志这些话,大体上就可以理解他每天
工作里遇到的主要困难是甚么。
队长是党委委员。党委会议上多数人作出甚么决议,他从来不反对。党委书记
平时的意见,他也是尊重的。但是,实现任何一个决议、意见,都需要条件。许多
条件要靠行政上支持、采取措施才创造得出来,而行政领导人——队长随时都可以
举出几十个具体困难,把他不十分喜欢或认为非当务之急的事给拖下去。谁也不能
责备,因为他并不是反对党委会的决议啊。
党委书记来了三个月,看势头不对,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到下面去。他凭着
长期政治工作的嗅觉,一下子就看中了三分队。三分队的曾刚,从三方面给党委书
记以帮助:作为一个行政领导人和主管工程师,他在自己分队里想尽办法创造条件,
按党委决议组织起真正的竞赛,把工人的每一件可行的合理化建议付诸实现。作为
团委会的一个委员,他在三分队首先成立了三个青年团监督岗,这就大大推动了行
政管理、施工组织的改进。最后,作为一个同志,他帮助这位门外汉的党委书记在
一个月之内熟悉了造桥原理和施工组织上的基本原则。
章志华原来想的是,先在三分队作出个样子,叫别的分队跟着走,也可以推动
队部领导改进自己的工作。事情可比他所想的要复杂得多。把三分队的一两点经验
传授给别的分队,是容易的,要把队长的根本态度以及这种态度给各科室、各分队
的强大的影响扭转过来,可就困难得多了。这个影响不改变,好东西也要走样子。
三分队的青年团监督岗推广到五分队,忽然变成了“表扬”岗,每批评一次甚么人,
就要在黑板报、大字报上表扬五次别的人,这是队长来过以后提的意见,说是必须
多表扬,监督岗才不至脱离群众。二分队的监督岗刚成立五天,就揭发了十三件分
队部、大队部工作里的拖拉、疏忽和不负责任现象。第七天,团总支书记从大队部
回来,皱着眉传达了罗队长的意思:监督岗,主要是监督工人群众中间的问题,不
应把矛头指向领导,这样下去有损害领导威信的危险……
一个党委书记,总不能为每一件这类事情都去找一次队长。而且,桥梁队历来
的空气是不大容易展开什么争论的,如果哪个领导干部对另一个领导干部的意见迎
头给以反驳,大家会觉得这“不正常”,在场的人都会有几分钟不大舒服。章志华
自然也不能一点不受这个传统的约束。况且,问题是即便你决心把问题摆到桌面上
来,大家痛痛快快地把真理争个明白,也仍然不能如愿以偿,因为对方躲着你的锋
芒,不肯应战。许多次谈话都是无济而终,不明不白地结束的。
四
我记忆里的罗立正,是一九四九年随军南下,抗着几十斤重的行李披星戴月奔
走在京汉路沿线的那个人。那时节,工作确实困难:工人要自己招,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