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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没有再跟哑巴讲话，他快步笑着迎了上来，我掉头就跑进了教室。哑巴站在窗外巴巴的望，我的头低着。
是个好粗好大个子的兵，早晚都在挑水，加上两个水桶前后晃，在学校里就更显眼了。男生们见他走过就会唱歌谣似的喊：“一个哑巴提水吃，两个哑巴挑水吃，三个哑巴没水吃……。”跟前跟后的叫了还不够，还有些大胆的冲上去推水桶将水泼出来。
过去，每当哑巴兵被男生戏弄的时候，他会停下来，放好水桶，作势要追打小孩，等小孩一哄跑了，第一个笑的就是他。也有一次，我们在地上认字，男生欺负哑巴听不见，背着他抽了挑水的扁担逃到秋千架边用那东西去击打架子。我看了追上去，揪住那个光头男生就打，两个厮打得很剧烈，可是都不出声叫喊。最后将男生死命一推，他的头碰到了秋千，这才哇哇大哭着去告老师了。
那是生平第一次在学校打架，男生的老师也没怎么样，倒是哑巴，气得又要骂又心痛般的一直替我掸衣服上的泥巴，然后，他左看我又右看我，大手想上来拥抱这个小娃娃，终是没有做，对我点个头，好似要流泪般的走了。
在这种情感之下，老师突然说哑巴对我“不鬼”，我的心里痛也痛死了。是命令，不可以再跟哑巴来往，不许打招呼，不可以再做小老师，不能玩跷跷板，连美劳课做好的一个泥巴砚台也不能送给我的大朋友——。
而他，那个身影，总是在墙角哀哀的张望。
在小学，怕老师怕得太厉害，老师就是天，谁敢反抗她呢？
上学总在路上等同学，进校门一哄而入。放学也是快跑，躲着那双粗牛似的眼睛，看也不敢看的背着书包低头疾走。
而我的心，是那么的沉重和悲伤。那种不义的羞耻没法跟老师的权威去对抗，那是一种无关任何生活学业的被迫无情，而我，没有办法。
终是在又一次去厨房提水的时候碰到了哑巴。他照样帮我拎水壶，我默默的走在他身边。那时，国庆日也过了，部队立即要开发回南部去，哑巴走到快要到教室的路上，蹲下来也不找小石子，在地上用手指甲一直急着画问号，好大的：“？”画了一连串十几个。他不写字，红着眼睛就是不断画问号。
“不是我。”我也不写字，急着打自己的心，双手向外推。哑巴这回不懂，我快速的在地上写：“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他还是不懂，也写了：“不是给金子坏了？”我拚命摇头。又不愿出卖老师，只是叫喊：“不要怪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用喊的，他只能看见表情，看见一个受了委屈小女孩的悲脸。
就那样跑掉了。哑巴的表情，一生不能忘怀。
部队走时就和来时一般安静，有大卡车装东西，有队伍排成树林一般沙沙、沙沙的移动。走时，校长向他们鞠躬，军人全体举手敬礼道谢。
我们孩子在教室内跟着风琴唱歌，唱“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旁……”而我的眼光，一直滑出窗外拚命的找人。
口里随便跟着唱，跟看军人那一行行都开拔了，我的朋友仍然没有从那群人里找出来。歌又换了，叫唱：“丢丢铜仔，”这首歌非常有趣而活泼，同学们越唱越高昂，都快跳起来了，就在歌唱到最起劲的时候，风琴的伴奏悠然而止，老师紧张的在问：“你找谁？有什么事？”
全班突然安静下来，我才惊觉教室里多了一个大兵。
那个我的好朋友，亲爱的哑巴，山一样立在女老师的面前。“出去！你出去！出去出去……”老师歇斯底里的将风琴盖子砰一下合上，怕成大叫出来。
我不顾老师的反应，抢先跑到教室外面去，对着教室里喊：“哑巴！哑巴！”一面急着打手势叫他出来。哑巴赶快跑出来了，手上一个纸包；书一般大的纸包，递上来给我。他把我的双手用力握住，呀呀的尽可能发出声音跟我道别。接住纸包也来不及看，哑巴全身装备整齐的立正，认认真真的敬了一个举手礼，我呆在那儿，看着他布满红丝的凸眼睛，不知做任何反应。
他走了，快步走了。一个军人，走的时候好像有那么重的悲伤压在肩上，低着头大步大步的走。
纸包上有一个地址和姓名，是部队信箱的那种。
纸包里，一大口袋在当时的孩子眼中贵重如同金子般的牛肉干。一生没有捧过那么一大包肉干，那是新年才可以分到一两片的东西。
老师自然看了那些东西。
地址，她没收了，没有给我。牛肉干，没有给吃，说要当心，不能随便吃。
校工的土狗走过，老师将袋子半吊在空中，那些肉干便由口袋中飘落下来，那只狗，跳起来接着吃，老师的脸很平静而慈爱的微笑着。
许多年过去了，再看《水浒传》，看到翠屏山上杨雄正杀潘巧云，巧云向石秀呼救，石秀答了一句：“嫂嫂！不是我！”那一句“不是我！”勾出了当年那一声又一声一个孩子对着一个哑巴聋兵狂喊的：“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那是今生第一次负人的开始，而这件伤人的事情，积压在内心一生，每每想起，总是难以释然，深责自己当时的懦弱，而且悲不自禁。
而人生的不得已，难道只用“不是我”三个字便可以排遣一切负人之事吗？
亲爱的哑巴“吹兵”，这一生，我没有忘记过你，你还记得炊和吹的不同。正如我对你一样，是不是？我的本名叫陈平，那件小学制服上老挂着的名字。而今你在哪里？请求给我一封信，好叫我买一大包牛肉干和一个金戒指送给你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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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兵甲和匪兵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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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没有在排演的时候交谈过一句话——他是一个男生。却就是那么爱上了他的，那个匪兵甲的人……那一年的秋天，我大约是十一岁或者十岁。是台北市中正国民小学的一个学生。
每一个学期的开始，学校必然要举行一场校际的同乐会，由全校各班级同学演出歌舞、话剧和说双簧等等的节目。
记得那一次的同乐会演出两出话剧，毕业班的学长们排练的是“吴凤传”。我的姊姊被老师选出来女扮男装，是主角吴凤。
姊姊一向是学校中的风头人物，功课好，人缘好，模样好，而且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始终在当班长。她又有一个好听的绰号，叫做“白雪公主”。
看见姊姊理所当然的扮演吴凤这样重要的人物，我的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羡慕，因为很喜欢演戏，而自己的老师却是绝对不会想到要我也去演出的。
说没有上过台也是不对的，有一年，也算演过歌舞剧，老师命我做一棵树。竖着比人还要大的三夹板，上面画的当然是那棵树。笔直的站在树的后面直到落幕。
除了吴凤传之外，好似另外一出话剧叫做“牛伯伯打游击”。这两场话剧每天中午都在学校的大礼堂彩排。我吃完了便当，就跑去看姊姊如何舍身取艺。她演得不大逼真，被杀的时候总是跌倒得太小心，很娘娘腔的叫了一声“啊——”
吴凤被杀之后，接着就看牛伯伯如何打游击，当然，彩排的时候剧情是不连贯的。
看了几天，那场指导打游击的老师突然觉得戏中的牛伯伯打土匪打得太容易了，剧本没有高潮和激战。于是他临时改编了剧本，用手向台下看热闹的我一指，说：“你，吴凤的妹妹，你上来，来演匪兵乙，上——来——呀！”
我被吓了一大跳，发觉变成了匪兵。这个，比演一棵树更令人难堪。
以后的中午时间，我的工作便是蹲在一条长板凳上，一大片黑色的布幔将人与前台隔开。当牛伯伯东张西望的经过布幔而来时，我就要虎一下蹦出来，大喊一声：“站住！哪里去？”
有匪兵乙，当然，也有一个匪兵甲。甲乙两个一同躲着，一起跳出去，一齐大喊同样的话，也各自拿着一支扫把柄假装是长枪。
回忆起来，那个匪兵甲的容貌已经不再清晰了，只记得他顶着一个凸凸凹凹的大光头，显然是仔仔细细被剃头刀刮得发亮的头颅。布幔后面的他，总也有一圈淡青色的微光在顶上时隐时现。
在当时的小学校里，男生和女生是禁止说话也不可能一同上课的，如果男生对女生友爱一些，或者笑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