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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奥秘的、有着独特个性的、包溶众多大我精神的“自我”。我们可以看到，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生命幻想曲》、《梦痕》、《水乡》、《鬼进城》等含量丰富的作品中，惠特曼的艺术精神已被无迹可求地悄然灌注。可以说，惠特曼对桀骜不驯的自我的张扬，对诡奇密集意象的择取，对“魂天归一”境界的构筑，都为顾城表现个性化的“天国”梦想提供了极好的参照范本和观照榜样，让他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坚冰渐趋消融，“寒凝大地发春华”的时候找到了极富魅力的借鉴对象，从而得以坚决地抛弃政治化写作，毁弃小我屈从、消解于大我的艺术桎梏，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初春时节，在春寒料峭的政治气氛中勇敢地唱出让人震惊的“自我”之歌，让诗歌回归于背离已久的“心灵抒写”的审美价值本位。
通过以上管中窥豹式的探析，我们可以发现，顾城诗歌“纯净美”风格的成因是复杂的，既有童年“创伤性情境”和乡村明丽风光、淳朴人性的影响，亦有飘逸着理想与感伤氤氲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直抒胸臆的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濡染，更有思想解放，诗艺革新的时代思潮的促发。它是众多叠加的客观性因素的主观生成，是新时期“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统一共振的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