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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妾也担忧；至于在他家中求食寄宿的狎客，暂受主人雇用豢养的仆从，看主人喜怒行事的狎客，试把他们召集起来问一问，有哪一个能为主人分担一点愁苦的呢？所以说：在上的君主用礼来勉励大臣，在下的大臣就会尽忠节来报答君主。君主不用礼就无法使大臣尽忠节，君臣之间没有礼和节，就不能保全廉耻。即使是古时以德才闻名于世的人再出来，也不会不同意我的主张的。
《明良论》是龚自珍于公元1813年至1814年（嘉庆十八年至十九年）写成的一组政论文，共四篇。当时他才二十二三岁。本篇是第二篇。
1813年，河北、河南、山东爆发了天理教农民起义，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其中一支起义队伍曾经袭击皇宫，嘉庆皇帝颙琰（yóngyǎn喁演）十分恐慌。他一面连续颁发“谕旨”，大骂官吏们“寡廉鲜耻”。把发生危机的责任推到他们身上；一面又变本加厉地推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一套“治民之术”，妄图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龚自珍面对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激烈斗争，感到地主阶级已不能按照旧的一套统治下去，必须进行改革。因此，他站在地主阶级革新派的立场上，针对颙琰的“谕旨”，写了《明良论》，大声疾呼变法革新，并从君臣关系、用人政策等方面揭露封建官僚制度的腐朽，着重指出腐朽的根源在于君主极权和“不思更法”。
在这篇《明良论二》中，龚自珍揭露了清王朝官僚统治集团的腐化无耻和昏庸无能：“政要之官”只知巴结逢迎，追求高官厚禄；“清暇之官”只相苟且偷安，但愿保职安荣。这些大官僚都是贪生怕死之徒，一旦国难临头，就会象鸠、燕一样各自飞逃。他强调指出这正是君主对待臣下如狗马、奴仆一样的必然结果。龚自珍还用历代君主敬重大臣，同臣下“坐而论道”的故事，事说明有明君才有良臣，论证君待臣以礼、臣报君以节的道理。他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揭露和批判，促使人们对黑暗的封建社会产生怀疑和不满，客观上为新社会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