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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作家又不同，吸引他的主要是一种朦胧的感觉，一种如薄雾般飘忽的心境，一些说不清道不白的情绪，他极力想捉住它们，在稿纸上绘出它们，却又总是捉不牢，绘不清，看看像是把握住了，写出来却觉得远不是那么回事：他就是常常为此苦恼着，一直到结束自己的创作生涯，他都不敢说已经基本上解除了这种苦恼。他之所以会形成这种与众不同的特点，当然有许多原因，我无法在这里一一罗列。但我却愿意指出，沈从文基本上是一个沉醉于诗情的作家，当许多人都致力于描绘历史运动和人生苦难之类具体明确的社会现象的时候，他却在那里费劲地企图表现个人的一种情绪。你可以责备他这做法不合时宜，但却不能否认，那种朦胧的情绪，正是他创作的出发点，也是他用来建造自己小说世界的基本材料。不论我们预备从怎样的角度去评判他，最初的分析恐怕都应该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开始。
也正因为这样，我很难赞同过去对沈从文的两种批评。其中一个是说他的小说缺乏内容，认为他是“空虚的作家”；另一个则判定他对湘西社会的描写不真实，是歪曲了当时湘西农村的生活真相。在我看来，这两种批评都是犯了同一个毛病，那就是没有看清楚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忽视了他那个独特的创作出发点。如果他原就无意于描绘具体的社会运动，那你就不能因为从他笔下看不到这方面的描绘便判定他是“空虚”；只要还没有对作家的题材范围作出非常苛刻的限制，我们就应该承认，在作家笔下，再缥缈的情绪也具有一种无可否认的实体性。同样，如果沈从文原就不是在描绘三十年代实际存在的那个湘西社会，而是在企图重现他自己头脑中对于昔日湘西的那种神往和迷醉感情，你又怎么能援引湘西的现实状况来责备他失真呢？你那个真实的标准本来就和他的小说不相配。我并不认为沈从文的小说就十全十美，对于有些过于亢奋的溢美之辞，我虽然能够理解，却也并不赞同。我在这里举出这两种批评意见，只是要想说明，即便是持一种挑剔的态度去评价作家——我认为这无可厚非，也应该保持对那个作家的尊重，至少先应该去认明白，他大致是个什么样的作家。
沈从文真是一个复杂的作家。在阅读他作品的过程中，我接连不断地获得各种彼此矛盾的印象。他分明一直主张作家不要去管政治，可他自己的小说中，却有好几篇都是在刻画革命者的英姿。他早期也曾分出一部分精力去描绘都市里的各种人物，不用说，他的脸色是不大好看的，几乎篇篇都表现出抑制不住的敌意；可有时候，他又会一反常态，以一种暗含欣赏的态度来描绘都市青年，如果不看署名，我还会怀疑这是否出自他的手笔。当然，他的大部分笔墨还是用在渲染湘西人民的朴素风情上面的，可他也有不少的篇章，都或明或暗地在那里挑剔湘西社会的隐患和烂疮，它们和那些优美的牧歌图画常常形成那样尖锐的对比，你简直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才算是代表了沈从文的真心。如果我们转入纯粹艺术形式的领域里，那矛盾的现象就更多了。他分明是一个讲究含蓄的作家，可你读读那一篇《哨兵》，那对鬼魂的渲染多么用力。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有点像散文，似乎他并不怎样注意结构的锻炼，可你看看《灯》那样的小说就会明白，他其实是非常喜欢摆弄结构的。他的确可以说是一个不擅长凭空虚构的作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以自己的亲历或耳闻作底版，可你如果真把他对自己的许多描述当作实事，却又是上他的当了，那分明有许多是他编造出来的呢。
但我真正感到沈从文的复杂，还是在读完文集的最末一本。掩卷回想之后，我越来越认真地感觉到，他是陷入一种行为和情感的深刻矛盾了。不管他在笔下如何挑剔都市，赞美湘西，甚至引申出一种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怀疑和否定判断，他实际上却是湘西社会的逆子，他千里迢迢从湘西来到北平，此后虽也辗转迁流，却一直安心于城市的生活。作为作家的沈从文，他始终是一个嘈杂都市里的居民，而并非沅水岸边的隐士。我不怀疑他对绅士阶级的憎恶，他对那班教授先生们的尖刻的讽刺，也无疑是出自真心。可是，他自己不就在努力加入绅士阶级的行列，也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了吗？他那样热烈地赞美乡下人单纯朴素的性爱关系，可在自己的恋爱生活里，他却不也像那些遭他白眼的知识分子一样，寄出过一封接一封美丽动人的情书吗？倘说他在感情上始终和那都市生活格格不入，在实际的行为上，他却越来越和那都市的精华——知识阶级融合在一起了。在许多时候，他似乎仅仅只在笔下倾心于过去，一旦离开写字台，他倒还是愿意获取现在的青睐的——如果我这样说，该不是毫无根据的武断之论吧？
人总是矛盾的。沈从文的矛盾更是有几分必然。在某种意义上，他对昔日湘西的整个向往之情，都是被他与北平文化生活的接触所激引起来的。当他决意用现代小说的形式来抒发这种感情的时候，他就已经注定要陷入那行为和情感之间的矛盾了。除非他真正实践他在一篇小说集序言中宣布的计划，重新回到那个湘西土著军队的司书的位置上去，他就不要想摆脱这个矛盾。它必然会贯穿他的整个文学活动，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着他的文学成就。我不禁想，如果抓住这一点分析下去，说不定有可能获得若干意想不到的结论呢。我为什么不这样来试一试？
这一次的阅读经验使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一个试图去分析作家内心状态的研究者的困境是多么严重。他真正能够依靠的，只有他自己的阅读感受，其他一切材料，实际上都仅仅只有参考的价值。可是，一个人阅读时的感受是一回事，他事后对这感受的归纳又是一回事；每一个新的印象都会改变原有的感受，而你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每个新的印象本身又是那样地充满了矛盾：如果研究者最终凭借的，竟只能是这样一种微妙多变的东西，他能不陷入困境吗？如果他干脆就是在借题发挥，那倒省事，放手挥洒就是了。可如果他偏还要想显得客观一些，想使自己的判断多少带有一点学术性，那他简直就是困难重重。在把自己的感觉确定为分析依据的时候，他必须特别小心，稍一恍惚，就可能滑到以意为之的歧路上去。①说句实话，以我们目前的精神准备，究竟能否摆脱这方面的困境，我并不抱多大的希望。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们现在的研究到底能达到多大的学术性。堆在书桌上的这十二卷《沈从文文集》，就在赫然地向我作着严峻的挑战。
一九八七年二月
（此文原载于王晓明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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