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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何不？”那边是江哥的声音。
“是江哥，”我把手机递给何强，“江哥要你讲话。”
何强同江哥说话时，我把脑壳扭到窗旁。刘总的公爵王开来了，照样是一尘不染。刘总下了车，随他下车的还有一个公司的副总。刘总一脸自以为是地走进来，瞧一眼我说：“你的歌唱得蛮好埃”昨天晚上在卡拉OK厅的包房里，他可没有这样表扬我。“江哥的歌唱得好，”我一笑，瞧着他时心里想这个自以为是的暴发户！
“我是乱唱歌，没有感觉的蠢唱。”
刘总不望我了，而是对何强说：“今天你到黄泥街那个工地上去。江哥在那里。”
“江哥不会去。”何强关了手机回答说，“江哥才打电话给我说，他现在有点急事会湘潭，下午再跟我联系。”
“你打这个狗杂种的叩机，”刘总说，两只眼睛瞪得牛卵样的。
“你说我找他。”
何强没用手机打，而是走过去打办公室的电话，这是他要留着手机给涛涛回机。何强拨通了江哥的手机，可是电话里却飘出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对不起，用户没开机。”何强偏过头来看着刘总说：“江哥把手机关了。”
“这个杂种，肯定是被拖去打‘三打哈”了。”刘总说，又开始骂脏话，“他除了日女人和打‘三打哈’，还有卵的个急事！我还不熟悉他？这个杂种，只晓得玩和日女人。”
何强的手机响了，何强放到嘴边“喂”了声，忙把手机递到我手上。我举起手机放到耳旁，边“喂”了声，然后说：“涛涛你好。”
涛涛说，“你好。你有什么事？我现在马上要有事去？”
“我前天晚上同你打了六个叩机，你怎么不回话？”我急着问她。
“我当时在卡拉OK厅，不想回话。”她很轻漫地回答我说。
“我是不是很讨你厌？”我又说了句，“我在你面前一点也找不到自己。”
“莫这样说，张军。你是个好男人，我不是好女人。”她强调说，“我是说真话。”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我也不晓得。”她说，叹口气，“你没别的事，我就要放电话了，我有事去。”
我把手机递给何强时，何强瞥着我，他当然把我所讲的话都听到耳朵里去了。他见我一张脸灰暗得难看就说：“我等下跟你说吧。”
刘总也瞥我一眼，“你上午还是去黄泥街看下罢？”他对何强说。
我们走了出来，何强跨上摩托车，将摩托车启动了，我也跨到摩托车后椅上。“不要理她了。”何强很坚决的形容对我开口道，“她有什么了不起？”摩托车驶上大街时，他又替我不平说：“女人都很贱，你越爱她她越俏得鬼样的！你对她一百个无所谓，她反倒像一条母狗样地跟着你跑。你对女人太好了，她反而看轻你。你不要跟她打叩机了，随她去！”
“我要跟人学会冷酷看看。”我一脸的烦恼，感到自己身体都变得很虚了一样。
“你要随缘，缘分去了，你是想抓都抓不住的。”他很大的声音说，以为我的耳朵也跟他的那只烂耳朵一样不那么灵敏。“一个人要活得有贵气！你要明白这点。”
我看不出何强身上有什么贵气，就一笑，觉得他是说痴话。
“你笑什么？”
“不笑什么，”我本来想嘲笑他几句，但又把跑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摩托车驶到黄泥街，我们下了摩托车。旁边有处冰柜，一个姑娘坐在那儿，头上一把很大的花塑料桑我口很干，便问何强吃不吃冰淇淋。何强说他不吃。我说那我吃，我口很干。何强瞥我一眼，忙着去处理一些事情。我却站在冰柜前吃冰淇淋，吃了一支又一支。我看着街上的行人，我想我这一世难道就是这样混？
我跟着何强东奔西跑，这算什么？他倒是有摩托车骑，手里还拎着大哥大，我就跟他的跟班一样，跟着他，这有什么意思？我承认何强很够朋友，但这又能说明什么？他根本就没法改变我。何强走了出来，要我进去。我回过头来说我想回去，“我脑壳是晕的。”
我解释我的动机说。
九月里的一个星期五，公司里发薪水。我早就盼着发工资了，我把我从银行里取出来的两千元钱一部分用了，大部分输在牌桌上了。还在一个星期前，我口袋里就差不多空了，就想着发工资什么的。在外面混，比在单位上开支大得多，烟不能抽得太差了，一是你抽的烟差，对方瞧你不起，其次你也不想丢这个脸。我从前是抽二块九一包的长沙烟，自从进了这家公司，我每天抽的都是四块五一包的白沙烟。何强和江哥抽烟不用自己掏钱，公司里每个月可以报销四条万宝路，四条烟足够烟瘾不是很大的何强抽。
我是公司里的小打工崽，用长沙土话说就是“提草鞋的”，当然用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的。我想我的工资可能会长到六百，也有可能长到八百吧，不然就太没干劲了。
这天上午，我九点钟就赶到了公司里，自然是搭公共汽车又走了一截路来的。公司里当时还没一个人，我在公司门口站了会，才有另一个比我早来两个月的二十刚出头的青年骑着单车很快活的样子赶来。“今天你来得这么早呀？”他说，对我友好地一笑。这是个脑子很活的青年。他锁好单车，走过来递一支皱巴巴的白沙烟给我。“今天发薪水。”
“你怎么记性这么好？”我这么问他。
他说：“我早就没钱用了。昨天晚上打麻将，我输得溜光的了。”
“你在公司里拿好多钱一个月？”我装做很随便地问他。
“第一个月拿四百，第二个月起开始拿六百。六百元经得我几用？”
“钱多多用，钱少少用。”
我们说话的时候，何强来了。他停下摩托车，摘下头盔，笑嘻嘻地看着我，“你今天来得早呀。”他说，“平时你是没有十点钟不来的。”
“你这就是讲鬼话。”我指出说，“只是这两天来得晚了点，今天我不是最早来？”
我们说话的时候，又来了几个人，大家嘻嘻哈哈地说了气有味的话，接着就步入办公室去假装各忙各的。其实没人忙，今天大家都是来拿薪水的，我们都不是有钱人，当然都记得发薪水是哪一天，而且有的人也像我一样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但是刘总的姨妹——那个公司里的出纳，迟迟没有露面，直到十一点都过了，她才坐着江哥的桑塔纳驶来。她手上提着一个包，里面自然是装着我们的薪水。她一下车就匆匆走进了财会室，一些等不及了的人就跟着涌了进去。我没急着挤进去，我的那点工资还不能让我这么理直气壮。我跟穿得很潇洒的江哥说着话。江哥今天穿一件金利来蓝条纹衬衣，系一根很精美的领带，下身一条料子极好且笔挺的西裤，脚上自然是锃亮的黑皮鞋。
“江哥，看来看去，还只有你最潇洒。”我说。
江哥睃我一眼，“你也潇洒。”他说，“一个人自由自在最潇洒。”
“江哥，我不是恭维你，你左看右看都只是个三十几岁的人。
你没有四十岁吧？”
“四十四了，”江哥说。
“你是吃了什么药而不出老？”
“老鼠药。”江哥笑笑。
何强领了工资走到我面前，“你去领薪水，”他说，“去罗，没有几个人了。”
我一笑，转身走进了财会室。财会室里还有两个人，他们正站在桌前数钱，他们手上拿着的是五十元或十元一叠的旧票子。桌上摆着一个十六开本的工资册，我走了过去，眼光当然就落在工资表上，工资表的上方用碳素墨水写着带点隶书写的“一九九四年九月份工资造表”，下面是两串人名，公司成员的名字全在这页纸上，第一个名字是江哥，第二个是何强……我排在第二排人名的最后一个，工资数额那一栏写着：“400元”。我脸噗地一红，我只能是这样说，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脸红到了耳根。我是这份名册上薪水最低的，我只能和那个负责烧茶水的公司职员——一个某单位退休后来公司里打工的老头比，他也是四百元。这个一天到晚很开心，时而还唱几句花鼓戏的老头的名字立在我上面，也写着“400元”。
“你签名。”刘总的姨妹把钢笔递到我面前说。
我红着脸签了名。我签名的时候不但表情不自然，手也很僵硬。我相信我的羞怯被刘总的姨妹和那两个数工资的青年捕捉到了。刘总的姨妹从抽屉里拿出四百元递到我手上时，用那种我讲不出味道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