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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强把钱放到刘总身前时，刘总骂了句：“他妈的×，老子今天人都输蠢了。他妈的×，输了这五万元，老子今天就不打了，那就真的玩不下去了，他妈的×。”他不停地这么骂着脏话。
他们玩一千元一局的，要是被对手打了“小光头”你就得出两千，“大光头”就变成了三千。反过来，你要是赢了三个人的大光头，你一下子就可以赢九千元。这就是在长沙市颇流行的“三打哈”。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出进这样大的赌博，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豪赌。我打量着刘总以外的三个男人，他们脸上都是那种又严肃又精明又愉快的表情。他们的身旁都摆着一大叠人民币，他们的眼睛都盯着每人出的任何一张牌。何强很严肃的样子站在我一旁，眼睛盯着刘总手中的牌，脸上没有表情而显得愚蠢。我看了一气，不但不兴奋，反倒有点自卑。他们随便赢一把就是我一年或两年的工资，反过来他们随便输一把就是我一年的工资，我自然觉得自己在他们面前很渺小。他们也确实没把我和何强当人，一心只打他们的牌，抽他们的烟，一边你怨我我骂你什么的。
“走罢？”我对何强说。
“走了，”何强对刘总一笑，就像下级在上级军官面前似的请示道，“那我们走了？”
“好吧，你们走吧。”刘总望也不望我们说，边出了张红桃K。
我们走了出来，何强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一下下降了许多。他尽管手上拿着大哥大，骑着本田大摩托车，偶尔也在我和几个穷朋友面前走走海路，然而在他们面前他不过是只小乌龟。“我在他们面前一点也不对味，”我对何强说。
何强脸上也不是很愉快，“这是一帮杂种，一帮暴发户。”何强骂道，一脸的愤怒，“你怕他们有什么文化？在一起不过是嫖赌两个字，日他妈的。”他跨上摩托车，“这世界只能用一句话解释，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无论是玩女人或赚钱都可以用这句话验证。”
我跨上了他摩托车的后座，我们便向来的路上驶去。
我想起涛涛说，他们王老板准备给她提供一个舞台，让她去施展她的聪明才智。我很觉得这个世界没有舞台给我们跳舞，我们好像被搁在礁石上的破船，贴着海边无法启航。何强问我想什么，我就把我刚才的思想告诉了他。“我是搁在礁石上的船，”我强调说。我想起涛涛，又说：“涛涛说她的老板准备给她提供一个舞台。”
“这只是一个张口愿，”何强这样看道，“这样的话任何老板都晓得说的。涛涛人长得漂亮又年轻，老板肯定想打她的主意，许一个愿给她，让她觉得跟着他有盼头。”
“你是这样看？”好像是从沉睡中醒来似地盯着他说。
何强不屑我的怀疑说：“当然这样看，这是一个男人勾引女人的伎俩。他要勾引女人，总要让女人有点望头。就是我，我也会这样说。”
我坐不安了，我忙向何强要手机，“我跟她打个叩机看。”我说。
何强把手机递给我，我迅速按了涛涛的叩机号码。“是的，有的女人是看不清自己。”我说，又按了遍涛涛的叩机号码。
一刻钟后，手机响了，我对涛涛说：“我想跟你见下面。你在哪里？”
“今天不行。”涛涛说，“今天我很忙，改天要不？”
“我现在就想跟你谈谈。”我说，“我心里有话想跟你说。”
“我马上要跟我们老板有事去。”她说，“你也晓得，端别人的饭碗，身不由己。”
我关了手机，对何强说：“她满口老板老板的，不肯出来。”
“你现在对她要改变态度，”何强看着我，脸上是那种同愚蠢相邻的严肃。“你要采取游戏的态度，不然你会很吃亏，你信我的话没错。我感觉到她对你无所谓得很。”
那天下午我再没有心情干事了，何强出去联系防暴队以后，我坐了车走了出来。我觉得身上没点劲，只想到哪里去玩就好，却又想不起到哪里去玩。街上自然是阳光灿烂，人流如潮。我觉得人人都是一种忙不赢的匆匆来去的蠢相。我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盯着墙上的二胡，心里想：我这样的人要混到哪年哪月才会口袋里有钱呢？九十年代的爱情是与金钱挂勾的，涛涛不就是金钱的奴隶吗？我不承认涛涛不爱我，要是我口袋里能够不断掏出人民币来，涛涛又何至于今天跟这个老板，明天跟那个老板转。涛涛想在老板身上找到她的聪明，找到赞赏。我到谁身上去找到自己的价值呢？人在金钱的这条线上自然就显出高低来了。我不愿意再想地闭上眼睛，睡眠很快就把我包围住了。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成了个流浪的艺人，手里提着二胡，穿得破破烂烂，一路行乞。
星期一上午，我们终于对那户“钉子户”动用了强拆。来了两卡车六十个防暴队员，个个荷枪实弹，绷紧着脸，准备进行战斗的形容。还来了几个交通警察，派出所和法院的也坐着警车来了。这些人都是何强和江哥请来的，要出钱的。这些人一齐涌来的气势当然就把那家人吓倒了！不论你见过什么世面，这么多人冲着你家来，你再硬的心也会软，何况你本身就道理不充足。姓杨的两兄弟知道今天会有人来“强拆”，因为江哥已经对这家下了最后通牒，限他们星期天以前搬家，星期天还不搬，星期一就动用“强拆”。姓杨的大儿子——那个吃了半辈子牢饭的男人，招来了四五个从前在牢房里同甘苦共患难的哥们，准备与来强拆的人较劲，但见来的是年轻力壮的防暴队员，且人人全副武装，又来了派出所和法院的干部，自然就矮了很大一截（这些人天生就惧怕穿警服和制服的）。这几个流子中的一个认识我们请来的一个法官，他显示自己朋友很广地走过来与法官打招呼，法官就叫住他，把他叫到了一旁，训了起来。
“你还跑来帮这样的‘阿笋’忙是罢？”法官好言相劝说，脸上做出吓人的样子，“你睡了没醒呢！这是市政府划的红线区，已经卖给台湾老板了的。”
“我不晓得。”那个在社会上玩的流子笑着说。他的牙齿乌黑的。
“你还笑，”法官绷着脸批评他，“你还不劝你的朋友赶快转弯，会吃大亏的。这是打不起的官司告不起的状！哪个又斗得赢人民政府？你还笑？你们跟猪样的呢。”
这个人没笑了，因为他听到法官说他是猪就凶狠的样子盯着法官。当时防暴队员还没来。一刻钟后，两卡车防暴队员一本正经地来了，他们纷纷跳下卡车时，一张张脸都雄赳赳地，个个显得很虎气。这个站在法官身旁抽烟的年轻人见状，当然就一百个目瞪口呆了。“赶快去劝你的朋友。”何强走到法官一旁对这个人说，“不然你朋友家的东西会搞得稀烂去。”
这个人瞥了眼何强，似乎是要记住何强这张脸蛋似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他这么说了句，说完转身朝他的那几个朋友迈去，一心去说服他的朋友去了。
在社会上玩的人都会转弯，这是他们抱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宗旨行事。他们捧着这个宗旨开导姓杨的两兄弟，劝他俩“好汉不吃眼前亏”。姓杨的两兄弟脸色极难看地盯着我们，时而走进去，时而又走出来。江哥走上去，一人递一支烟，“我们也是没办法，市政府有命令。”他编造着市政府的命令说，“今天上午十二点钟以前，要把这栋房子拆掉。台湾老板说，如果今天还拆不了你们，他们将去上海选择一个地方投资。所以……你们最好是把家具和电器都搬出来，要我们帮你们的忙不？”
“不要。”姓杨的大儿子绷着脸说。
江哥一笑，以至脸上都笑出了许多皱纹。他对姓杨的朋友说：“劝劝你们的朋友，等下铲土车一来，那就麻烦了。法院、派出所、国土局和防暴队的都在这里，你们是他的朋友就劝他赶快把东西搬出来，免得吃亏。我们已经把话都讲完了，已经算客气的了。”
十来分钟后，一台十八寸彩电从这间被防暴队围绕着且严阵以待的房子里搬了出来，接着一台洗衣机也搬了出来，桌子搬了出来，冰箱也由四个人趔趔趄趄地抬出来了……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我看着他们一件一件地搬家具，把家具都搬到炽热的太阳下搁着，又忙着走进去搬另一件家具，心里腾起一种可怜他们的感觉。从前是恨他们，讨厌他们，觉得他们太愚蠢了。现在又觉得他们在如此强大的阵营下面是那么经不起一击，就跟几只跳蚤一样，当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