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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肀摺！ �
1948年变成了1949年。我把车库变成了拳击训练馆，置齐了练速度的沙袋、练力量的沙袋、跳绳和杠铃。我又恢复了打拳时的体格，还在车库的四面墙上都贴上年轻的巴奇·布雷切特打拳时的照片，大约是1940—1941年左右拍的。我透过汗水，迷离地看着自己的形象时，感觉好像离她更近一些。我还去些二手书店找以前的星期天的增刊和新闻杂志，在《高力》上找到了些深褐色的偷拍照片，在波士顿《环球》上找到了些翻拍的居家照片。我把它们藏在车库里，这摞东西越来越厚，可有一天下午却突然消失了，那天晚上我听到凯在屋子里哭泣，我想去和她谈谈，但卧室的门是锁着的。
黑色大丽花 伊丽莎白 第2章
电话铃响了，我用手去摸床头柜上的分机，突然想起我已经在沙发上睡了一个月了。我摸到咖啡桌上的电话：“啊？”
“你还在睡觉吗？”
是雷·平克的声音，他是我在检验科的顶头上司。
“我刚才在睡觉。”
“没错，应该用过去时，你听着吗？”
“说吧。”
“昨天有人开枪自杀，汉考克区六月公园南街514号。尸体已经抬走，显而易见是自杀。你去作个彻底的检验，然后把报告交给威尔夏警察局的雷丁中尉。听明白了吗？”
我打了个哈欠，“明白了，现场封锁了吗？”
“死者的妻子会领你去看现场，礼貌点，咱们这回打交道的人可是很有钱。”
我挂断电话，叹息了一声。这时我一下子想起斯普拉格家的房子离六月街的这个地址只有一个街区远，这个任务突然间变得很有吸引力。
一个小时以后，我按响了一幢殖民地时期盖的雕梁画栋的大宅的门铃。一个举止大方的女人给我开了门，她五十岁左右，头发花白，穿着沾满灰土的工作服。我说：“我是洛杉矶警察局的布雷切特警官，请允许我向您表达我的吊唁，太太——”
“雷·平克没告诉我他要派谁来，”那个女人说，“我接受你的吊唁，我是珍·钱伯斯，你就是检验科派来的人吗？”
这个女人表面上唐突，但我能看出来她实际上在发抖，我立刻就对她有了几分好感。“是，您指给我出事的地点在哪里就行，其余的事您就不用管了。”
珍·钱伯斯将我带进一个静谧的、全木装饰的门厅。“在餐厅后面的书房里，走过去就看见围绳了。好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去花园里干点沃儿。”
她一边往外走，一边用手抹眼睛。我找到了那个房间，迈过围犯罪现场的绳子，心里想，这个狗娘养的为什么要在自己亲爱的人能看见的地方解决自己呢？现场看起来是典型的持枪自杀：打翻的皮椅，用粉笔画在地上的尸体位置就在椅子旁边。武器是一把双筒点12口径的猎枪，就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尸体前三英尺，枪沿上布满了血迹和组织的碎片。浅色的墙面和天棚上都有明显的血迹和脑浆，牙齿的碎片和大号的铅弹都说明死者将猎枪的双筒都塞进了嘴里。
我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测量弹道和溅在四处的痕迹，把一些标本放在试管里，在自杀工具上取指纹。我干完后，从工具包里拿出一个小袋子把那把枪装进去，它的结局就是归警察局里不知哪个爱枪的人了。我走出书房，来到入口处的门廊，突然看到一幅挂在与视线水平等同高度的带框的回。
那幅画上是一个小丑——一个小男孩穿着很久很久以前的那种宫廷里小丑的服装。他的后背隆起，身体畸形，脸上挂着一副麻木的笑，嘴都咧到耳朵了，这笑就像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
我盯着那幅画，呆住了，想起了伊丽莎白·肖特，那具在第39街与诺顿街区空地里找到的死尸。我越是盯着这幅画看，越觉得两者混同在一起。终于，我移开视线，将目光落在旁边的一张照片上，照片上是两个手拉着手的年轻姑娘，长得很像珍·钱伯斯。
“另外两个活下来的人，她们长得很漂亮吧？”
我转过身，这位寡妇身上的灰土比刚才还要多一倍，还散发出杀虫剂和泥土的气息。
“像妈妈，她们多大了？”
“琳达二十三岁，卡罗二十。你书房那边的事做完了？”
我想到她的两个女儿正好跟斯普拉格家的姑娘们同龄。
“嗯，完了。不管谁来清理现场，告诉他用纯氨水清洗，钱伯斯太太——”
“叫我珍。”
“珍，你认识玛德琳和玛莎·斯普拉格吗？”
珍·钱伯斯哼了一声：“那两个姑娘，那一家人。你怎么认识她们的？”
“我曾经帮她们办过点事儿。”
“只是短暂的接触，那算你幸运。”
“什么意思？”
走廊里的电话响了。珍·钱伯斯说：“真不想听吊唁的话了，谢谢你对我这么友好，先生——”
“叫我巴奇，再见，珍。”
“再见。”
黑色大丽花 伊丽莎白 第3章
我在威尔夏分局写的报告，接着查了一下常规自杀档案，看了关于死于1949年4月2日的埃尔德里奇·托马斯·钱伯斯的记载，上面也没什么实质内容：珍·钱伯斯听到枪响，看到尸体，立刻打电话报警。等侦探们到达现场时，她告诉他们，她的丈夫一直因为身体日益衰弱以及大女儿失败的婚姻而郁郁寡欢。自杀：等现场按法律等程序检验完毕后就可以结案。
我的检验肯定了这个结论，明显的自杀。但我觉得不满足，我对那个寡妇有好感，斯普拉格家就住在一个街区以外，我还是很好奇。我拿办公室里的一个电话给罗斯·梅拉德在报界的朋友打电话，让他们帮我查两个人：埃尔德里奇·钱伯斯和爱默特·斯普拉格，他们自己又查又找的弄了半天，四个小时后，给我回了话，我知道了下面的内容：
埃尔德里奇·钱伯斯死的时候非常富有：
1930—1934年间，他是南加利福尼亚地产委员会的主席：
1929年时，他曾经提名斯普拉格作为威尔夏乡村俱乐部的成员，但苏格兰人由于其“犹太生意伙伴”——即东海岸的流氓，而被拒绝；
最重要的一条：斯普拉格建的有些房子在1933年地震中倒塌后，钱伯斯通过中间人，将斯普拉格踢出了地产委员会。
这些内容足够在报纸上登出一份十分有料的讣告了，但对我这个每天对着试管，婚姻产生危机，天天闲得不行的警察来说，这还远远不够。我等了四天，等到报纸上说埃尔德里奇。钱伯斯已经下葬之后，又去找他的寡妇谈了谈。
她穿着园艺工作服给我开门，手里还拿着一把大剪子：“你是落下了什么东西，还是我感觉没错，你特别好奇？”
“是后者。”
珍笑了，抹了一把脸上的土：“你走之后我觉得你的名字有点熟，你以前是个什么运动员吧？”
我笑了笑：“我以前是练拳击的，你的女儿们在这儿住吗？你没找个什么人陪陪你吗？”
珍摇了摇头：“没有，我就想像现在这样——跟我一起到后院喝点茶好吗？”
我点点头。珍领着我穿过房子，来到一个有阴凉的游廊上，游廊的下面是一大片草地，其中有一半已经开垦出来了。我坐在一把休闲椅上，她给我倒了杯凉茶：“从上星期天开始我一直在做这些草地上的沃儿，我觉得这比那些打来安慰我的电话有用多了。”
“你能节哀顺变，这很好。”
珍在我身边坐下：“埃尔德里奇得了癌症，所以我已经预料到这一天了，只是没想到他会用枪在自己家里自杀。”
“你们关系很好吗？”
“不好，不再像以前那么好了。孩子们长大了，我们本来早晚也是要离婚的，你结婚了吗？”
“结了，快两年了。”
珍抿了口茶：“天哪，还是新郎呢，现在感觉特别幸福吧？”
一定是我的脸色出卖了我，珍说：“对不起！”接着换了话题，“你是怎么认识斯普拉格家的人的？”
“我在遇到我妻子以前跟玛德琳有过一段交往，你跟他们很熟吗？”
珍眼睛看着拔了一半的草地，想了想我的问题：“埃尔德里奇和爱默特很久以前就认识，”她终于说话了，“他们都在房地产上发了一大笔财，还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