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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幢房子位于洛杉矶和克鲁武城边境附近的曼通，是一座四层、橙红色拉毛水泥外墙的公寓。它的两侧是一模一样的建筑，只不过刷成了浅绿色和棕色。楼角处有一部付费电话，我用它来拨通了臭嘴约翰尼家的电话，以防万一这个狗娘养的在家。电话响了二十声都没有人接。我镇静地走过去，找到一层的一个单元，单元外面的邮箱上写着“沃格尔”，我把一个弄弯的发卡插进钥匙孔，打开门走了进去。
走到里面之后我屏住了呼吸，防备万一有凶恶的大狗向我扑过来。我看了看自己发光的表盘，决定最多待十分钟的时间，然后眯着眼睛找灯。
我看见了一座地灯，走过去拉了拉灯绳，灯光照亮了一个整洁的起居室。墙边放着一套廉价的沙发，还有几把匹配的椅子，房间里还有一个仿壁炉，墙上贴着丽塔·海华斯、贝蒂·葛莱宝和安·谢里丹·苏格兰的半裸照片，咖啡桌上铺着一面日本国旗，好像真是缴获来的。电话在沙发旁边的地上，边上有一个地址簿，我决定在地址簿上用去一半的时间。
我检查了每一页，上面没有贝蒂·肖特或者查尔斯·艾斯勒的名字，其他的名字也没有跟资料上或贝蒂的小黑地址簿上重复的。五分钟过去了，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起居室连着一个厨房、小餐室和一间卧室。我关了那盏地灯，在黑暗中走到半开着门的卧室里，在内壁摸索灯的开关，找到后打开了灯。
床上没叠的被子，四面墙上装饰着日本国旗，一个宽大的旧五斗橱映入眼帘。我打开了最上面的抽屉，看见三把德国鲁格枪，备用的子弹夹和少量的子弹——因为轴心国约翰尼轴心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意、日组成的集团。的爱好而发笑。我又打开了中间的抽屉，身上一激灵。
黑皮的马具、锁链、鞭子，镶着大头钉的狗项圈，可以让家伙加长六英寸，并带有一个大粗头儿的蒂瓦纳避孕套。淫秽书刊，书的图上是些赤裸的女人在用鞭子打另一些女人，这些女人同时还在舔着些戴着马具的男人的大大的老二。还有些生殖器官、尖尖的指甲和吸毒后迷离的眼睛的近照。没有贝蒂·肖特，没有罗娜·马尔蒂科娃，没有《来自地狱的女奴》里的埃及背景，或任何跟杜克·威灵顿有关的东西，但有一样重要物证——鞭子，验尸官说过尸体上有“轻微鞭痕”——这就足以将约翰尼·沃格尔定为大丽花案的头号嫌疑犯。
我关上抽屉，闭了灯，兴奋地走到起居室里，打开地灯，拿起地址簿。“爸爸和妈妈”的号码是9401，如果这个电话没有人接的话，十分钟车程后我就要犯第二宗私闯民宅重罪了。
我拨通了电话，弗里奇·沃格尔的电话响了二十五下。我关上灯，抬屁股走人了。
当我把车开到路对面的时候，老沃格尔的小木屋里一片漆黑。我坐在方向盘后面想着上次去时屋里的布局，想起里面先是一个长长的走廊，然后是两间卧室，厨房，洗手间的对面有一间关着门的房间，屋后还有一个小走廊。如果弗里奇自己有一间卧室的话，那间一定是。
我把车开到房子的后身。连着屋后小走廊的纱门是开着的。我蹑手蹑脚地经过一台洗衣机来到房门前，门是实木的，但摇了摇门板，我发现门与墙之间只有一个小门闩连着，我晃晃门把手，发现门闩挺松的，如果我能把门闩拨出来，就能进去。
我跪下去，手在地上摸索。我的手碰到一个小小的金属棒，我像一个盲人似的摸索着它，发现找到的原来是一个油量计的量尺，我笑了，太走运了，我站起来，把门捅开了。
我决定在这里待十五分钟，我穿过厨房，沿着走廊往前走，手在前面摸着，碰到东西就拐弯。慢慢有了一丝光亮，洗手间里亮着一盏夜灯——灯光直接将我指向我希望是弗里奇平时藏身之处的地方。我拧了拧门把手——门开了。
小房间里伸手不见五指，我沿着墙跌跌撞撞地向前走，手不时地打到照片框一类的东西，吓得我要死，这时我的腿擦到一个高高的摇晃的东西。我脑子里一闪，猜到它是个曲颈灯，在它马上要倒在地上时抓住了它，摸到它的头上，打开了灯。
光照了出来。
那些照片是弗里奇穿着制服和便服，以立正的姿势跟他们1925年的警校同学照的。后墙的前面放着一张桌子，桌子面对着窗子，窗子上挂着天鹅绒的窗帘。房间里还有一个转椅和一个文件柜。
我打开文件柜最上面的一个格子，手指顺着牛皮纸文件袋摸过去，纸袋上标着“情报报告——诈骗组”，“情报报告——入室盗窃组，”“情报报告——抢劫组”……边上还写着些人名。我想找到这些文件的共同之处，就查看了接下来摸到的三个文件袋——每个里面只有一张纸。
但这几份文件副本已经足够了。
这几份文件是账本，银行账户的余额和其他的资产的清单，以及几份没有办法将其绳之以法的犯罪记录。每张纸上方的标题都写得明明白白——纸上的内容是洛杉矶警察局要透露给联邦调查局探员的内幕消息，好让他们展开对那些罪犯逃税的调查。下面还有手写的注释——电话号码、名字和地址——文件的空白处都被写满了，我认出了那是弗里奇常用的帕克笔的笔迹。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但还是告诫自己要冷静。他要么是想用文件里的信息威胁那些对头，让他们做什么事情，要么是想倒卖这些消息，使那些对他有恩的人免于被抓。
一级敲诈。
偷盗、私藏洛杉矶警察局的正式文件。
阻碍司法公正。
但是没有关于约翰尼·沃格尔、查尔斯·艾斯勒或者贝蒂·肖特的内容。
我又翻了另外十四个文件袋，找到些同样的财务记录。我默记着记录上的名字，又打开了下面的一格，在里面的第一个文件袋上看到“已知犯人报告——行政风化组”的字样，就知道我已经找到了想要的东西。
第一页纸上就详细地记载了查尔斯·艾斯勒的抓捕和自首经历：白人，男性，1911年生于密苏里州的乔普林市乔普林：密苏里州西南部城市，位于堪萨斯州边界附近，斯普林菲尔德以西。始建于1839年。；第二页上列出了他的“已知熟人”。一份1946年6月他在缓刑期间的监察警官对他拉皮条的记录上写有六个女孩的名字，后面还注着电话号码、逮捕日期和最后判定的刑罚。在“没有卖淫记录”的抬头下面还有四个名字。第三个名字是“丽兹·肖特——临时？”
我翻到第三页，顺着“已知熟人”的一栏往下看，看到了一个认识的名字，“莎莉·斯廷森”这个名字在贝蒂·肖特的小黑地址簿上也有，而那四个调查组都没能找到她。在她名字旁边的括号里，不知是哪个风化组的侦探用铅笔写着：“在比特摩尔酒吧外面拉客——来参加会议的人”。弗里奇的笔迹将这一栏圈上了。
我努力让自己像个侦探，而不是个报复了人就高兴的小孩子似的思考。抛开敲诈那件事不说，可以确定的是查尔斯·艾斯勒以前认识贝蒂·肖特，贝蒂认识莎莉·斯廷森，而这个妓女在比特摩尔外面拉客，弗里奇·沃格尔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他可能是想利用仓库的那场表演知道莎莉和艾斯勒的其他姑娘们告诉了他多少关于贝蒂和她后来在一起的男人的事情。
“我证明了我不是同性恋，同性恋不会做我做的事儿，我不再是处男了，所以别管我叫同性恋了。”
我把那些文件袋按顺序重新放好，关上文件柜，闭灯，闩好后门的门栓，然后从前门大大方方地走了出去，好像那是我家似的。不知道莎莉·斯廷森和资料里丢失的“S”开头的文件夹是否有什么关联，得意洋洋地回到爱妮岛旅馆里，我想清楚了，这两者之间应该没有关联，因为弗里奇根本不知道工作间的存在。然后另一个想法又占据了我的大脑：如果那天晚上艾斯勒真的说出“丽兹”和她拉客的事，那我就会听到。弗里奇那么肯定我不会将此事说出去，他这是低估我，我会利用这一点让他付出代价的。
罗斯·梅拉德正在等我，见面后他只说了一句话：“警官，报告吧。”
我详细地跟他说了我干的事。等我说完，他向墙上的伊丽莎白·肖特敬个礼，说：“亲爱的，我们有进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