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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啊……”
“你们一直在这里监视我吧？ ”
“不，我们是在佑天寺的家附近监视你的。我雇了个人让他每天深夜每隔一个小时，就开车从你家门前经过一次，看看你的车在不在家。今天他打电话告诉我车不在家了。我就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给野村分局长和井上打了电话。”
井上说：“二十年后的重逢会是这个样子，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要不来这里的话，你们打算怎么办？ 就让它过去吗？ ”
“前几天会议结束走出会议室时，我走在后面，把落在你肩上的一根头发拿了下来。武藤局长，你还记得吗？ ”
对野村的提问，武藤点了点头。
“是有那么一件事。”
韦秀和说道：“我们已经通过东西新闻销售店用相同的方法得到了手塚壮一的头发，现在DNA鉴定技术很发达，只要再得到你儿子的头发就行了，这个并不难做到。我想大概有百分之百的概率，得出你儿子是手塚夫妇的孩子，和你没有血缘关系的鉴定结果。”
“无路可逃，对吗？ ”
“不过，我不想那么做，最好今天就能解决了。”
“我也这么想。”
说着，武藤又用铁锹挖了起来。
不久，在坑底出现了一个变成黄色软球般的东西。武藤用手指把周围的土小心翼翼地拂掉，两手很郑重地取了出来。韦秀和和野村看到那个小小的东西，实在无法忍受，不由自主地把目光移到了一旁。只有井上一直在仔细地看着，双手合十低着头。
武藤拂干净土后，把那个小东西抱到了胸前。
“对不起，请原谅我，二十年了，我……”
说到这里，武藤再也说不下去了，他紧紧地抱着那个小东西，佝偻起背，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
32
那个瘦高的像位英国绅士的老人是谁呢，服务生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确实在什么地方见过，可能见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在电视、报纸或者杂志上见过照片。从穿着、举止上一眼就能看出是个VIP，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要是这样的话，回头问问在这家饭店里工作的，经常一起去钓鱼的同伴铃木就知道了。他在这家饭店当服务生已经三十年了，大脑中记住了超过四千位的从政界、商界、官僚到体育、学术、文化、演艺界，所有领域的重要人物的姓名和职务。只要一有空闲，他就会钻到员工休息室去研究厚厚的人名册。
对坐在那位老绅士旁边的微胖的男人也有印象。初夏的时候他也到过店里，当时他和一位十分可爱的年轻女孩儿对坐着。那时还有一位中年男人。今天，那位中年男人换成了这位老绅士。
从刚才开始，那位老绅士就一直对那个年轻女孩儿说着什么。好像有什么令她吃惊的地方，女孩儿用双手捂着嘴，瞪大了眼睛。
餐巾从微胖的男人的膝盖上掉了下来。
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
服务生为了拣起餐巾，轻轻地走到了三人的桌前。
这时，那个女孩儿突然像小孩子似的趴在桌上大声地哭了起来。
“我父亲没有杀那个婴儿呀。”她一边哭着一边这么说道。
服务生既没有露出惊奇，也没有露出其他什么表情，只是默默地拣起餐巾递给了客人。
“对我们报社来说，这真是个令人痛心的独家采访。”
老绅士的话从服务生的耳边飘过，他行了一礼，回到了原处。
数天后，服务生看完东西新闻报早报的第一版后，明白了这个瞬间的原委。
在面向街道的阳台上，女人边晒着褥子，一边不时地瞥一眼斜对面的手塚家。他家门前停着两辆插着红色的报社社旗的黑色轿车。女人觉得有点奇怪。
在十几天前，有一个一看就像记者的男人，曾经追根刨底地向她打听手塚家的事。不过自己的那两个孩子太烦人了，使她无法专心回答对方的问话。刚让两个孩子进家门，他们就又跑出去了，成天围着他们转，她都要受不了了。
手塚家的门开了。
女人反射似的藏到了晒着的被子后面。她用手捂住了想大声叫喊的孩子的嘴，从被缝中偷偷地观看手塚家。
首先带着臂章的摄影记者后退着出来了。闪光灯两次、三次不停地闪了起来。不停地照着从门里出来的手塚夫妇。妻子用手绢捂着鼻子哭着。丈夫不知为什么显得心神不定。几个男人从屋里出来后，丈夫锁上了门。
两人被记者们催促着坐上了一辆轿车的后车座。记者们分别坐进了两辆车里，随后车无声无息地开走了。
现在不是偷懒的时候。女人把两个孩子轰进了屋，抱起了躺在床上的婴儿，匆匆忙忙地向朋友家走去。
武藤的手记：
在警方承认解救夏雄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的那天，我发现了出生不久的俊治的“突然变化”。准确的日期我记不住了，大概是在八月七号到九号之间吧。
那时，自横须贺婴儿绑架案发生后，我已经在分局里住了快一个星期了。虽然开车只用十五分钟就能到家，可是那段时间我一次也没有回过家。许多赶来援助的记者都住在分局、销售店等相关的地方，大家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采访报导中。在这种情况下，我回家是不合时宜的。尽管这样，若松分局长考虑到香织有点育婴抑郁症，曾经数次劝我回家去看看。可是我压根就没有回家的打算。
九十九他们很意外地死了后，警方和媒体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被绑架的夏雄身上。如果要是能够先于警方找到夏雄的下落，成功地解救他，那可是个了不起的独家新闻。
我也被这个充满诱惑力的独家新闻所吸引，每天徘徊在街头、出入于警察署，收集信息。我想，这种罕见的大事件使我有点过度兴奋了。实际上，即使在签定报导协定后，我也以香织的母亲在敬爱会医院住院，我去看望岳母为由，到医院里装作不经意地向护士打听情况。结果被井上发现，狠狠地挨了一顿批评。
现在回想起来，对自己当时只专注于工作，完全忽视了因为育婴和与我母亲的矛盾而烦恼、变得有点精神抑郁的香织，感到很气愤，也很痛心。我母亲当时住在佑天寺，她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来，我想当时如果好好地劝说她一下，也许事情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母亲从最开始就反对我和香织结婚。香织在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只是当地的商业高中毕业，因此母亲从来不曾隐瞒对香织的偏见，认为她不配进武藤家。无论什么事情，她都会狠狠地教训香织，极尽冷嘲热讽之事。对此香织没有更多地说过什么，但是我从她平时的只言片语中就可以想像出她们婆媳之间的关系。自己的孩子意外地死后，香织之所以会做出从医院偷一个婴儿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来，恐怕，与其说她想掩盖自己的过失，倒不如说更主要的是害怕婆婆知道事情的真相。而且再加上她自己的母亲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她也实在不忍心再给母亲一个打击吧。
不过到现在，当时她到底是怎么想的，也无从问起了。香织只留下了一张写着“好好照顾俊治”的纸条，就服安眠药自杀了。
咱们再回到正题上去。
九十九死后几天，警方就宣布从第二天起要在附近一带挖掘搜查。这实际上是警方的败北宣言。
那天我回到了家里。家里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香织显得很消沉抑郁，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反而可以说是那段时间香织的正常状态。
我走向婴儿床，看了看正在睡觉的俊治。就在那个瞬间，我觉得有点不对劲，脸好像有点不同似的。但是，无从知道真实情况的我，当时很疏忽地转过头对香织说：“我曾经听人说婴儿的变化非常快，几天不见就会大变样，看来真是这样。”
香织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的笑脸。
那是逃过了我这一关的笑脸，可是我却一点也没有觉察到。
第二天，我又投入到了警方的挖掘搜查的采访中去了。不过以这个报导为限，媒体对这个绑架案的关心度骤然降低，不出一个星期，不要说神奈川全版了，就连横须贺版上也没有了它的身影。
事件过后快一个月，到了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天。
我对香织说天气慢慢凉爽了，出去走走吧。开车的话只用十五分钟就能到横须贺的中心街，不过那里人多嘈杂，空气不好。我说我在家里照顾俊治，硬让不想出门的香织出去了。我想让成天憋在家里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