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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商业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是在党的十二大以后。1984年10月，中央通过了一个很长的决议，对这三项改革作出了具体规定。会上，改革派希望完全脱离苏联模式，另一些人则主张可以给鸟更多一些自由，但一定要关在笼子里。因而这一决议很含糊。尽管如此，1992年以前，中国的改革一直据此进行。
城市工业和商业改革的核心是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对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是缩小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价格改革主要是建立了三种价格体系，即国家统一定价、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很快，一种商品就出现了两种（甚至三种）价格。同时出台的上述三项改革措施造就了许多新的市场，有黑市也有白市。改革搞活了企业但同时也削弱了中央政府对企业产品的种类与销售的控制，国有经济的作用受到了影响。一些省开始利用手中新掌握的权力在属于国家所有的大型厂矿生产本省需要的产品，限制与他省的产品交流，宁愿花大价发展某些工业以满足本省的需要，也不从其他省份购进。一些工厂把产品卖给了新的客户，使老客户找不到所需的产品。由于国家预算出现了很大的赤字，再加上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对信贷的控制不严格，因此出现了自5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工农业生产的确发展很快，但物价水平也上涨得很快。1984年一直保持平衡的银行信贷，1985年和1986年却出现了严重的赤字。
在上述改革中邓小平没有起多大的作用。1979年他提出要建立经济特区，在特区中实行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外的投资者。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一直专注于此事，除此之外，几乎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了其他人。1984年10月，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全体中外代表时，他对此作了解释。他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②
政治改革则不同，对此，邓小平可不是外行。只有他有权提出重大的变革方案。
邓小平对政治改革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2年是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他主要致力于恢复被“大跃进”和“文革”破坏的50年代的政治体制。即重新界定党、军队和政府的职能，限制党和军队的作用，加强政府部门的作用；重新恢复与八个民主毙派的统一战线（1949年他们都表示赞成共产党的领导的）；恢复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引进并宣传法制观念。在社会方面，取消数百万人身上的阶级和政治标签，让昔日的地主和资本家成为国家公民；为大批“右派”。“走资派”和被戴上各种各样帽子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人平反摘帽。
“文革”期间，城市人的业余生活被当做“资产阶级”情调取消了。现在许多人又重新开始了养花、集柳等活动。普通市民只要不对政府进行挑衅，就可以安定的生
第二阶段是从1982年到1986年。在这一阶段，邓小平主要致力于国家机构的年轻化。1982年当选的中央委员当中，只有极少数老人和激进派。但是二十八位政治局委员却几乎全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其中有十八人参加过五十年前的长征。1984年和1985年，邓小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劝说那些年迈的老同志退休。结果他成功了。政治局又恢复到了50年代初期的面貌。全体委员当中，不是相当杰出的老人（例如陈云），就是行政首长。那些退休的老人则参加了中顾委。该机构是1982年成立的，专门用来安排这些资深的老革命。
邓小平还鼓励党内的老党员集体退休。1984年，大约还有二百万名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在工作。但是到了1986年，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退了休。退休后，他们依然领取全额工资，享受各种福利和特权，诸如住房和用车等。在政府机构，部长和省长的退休年龄是六十五岁，其余高级官员的退休年龄是六十岁，但也有少数例外。
第三阶段始于1986年。在这一阶段，邓小平提高了政治改革的目标。他重新提出了以前说过的一些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党需要的各级领导人必须更具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他还指出，党管得太多，使得很多工作重复、机构重叠，妨碍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扯率，使得很多专家无法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另外，他还提出新的命题，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让更多的人参与基层单位的管理与决策。但是，真正所实施的改革并不多，人们对政治改革的反映并不强烈。新闻媒体的形式虽活泼和多样化了，但是，没有政府的批准，新的出版物还是不能发行。从1986年夏邓小平与外宾的谈话看，他本人希望更进一步地推动改革，并且希望能得到党内老同志的同意。但是同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会，并没有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达成任何协议，而是集中讨论了文化和思想问题，且措辞稳健。直到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邓才使大会作出决定，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全党的工作目标。但是，即使如此，当时也并未对政治体制改革应如何进行、进行到何种程度作出明确规定。
在谈到文化和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威胁到政治与社会秩序，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邓坚持了正统的学说。他以为，“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才是先进思想的核心，他从道德和物质两个方面解释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关于先进的文化，邓小平以为核心是要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摒弃了“一切向钱看”和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腐朽落后的东西。③邓是以道德标准来衡量文化的，这一点颇具中国特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邓所提倡的道义与16、17世纪欧洲中部和北部传教士所宣传的道义以及随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许多历史学家所提倡的道义非常相似。
邓小平本人还非常关注打击犯罪活动。他的这一态度取决于他对道德的严厉观点。1983年，党和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犯罪活动，清查、逮捕各种罪犯，并严惩这些罪犯。有几千人被判处死刑。在一些地区，是公开对罪犯实行死刑的。但是，邓对此并不满意。两年后，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很严厉的谈话： 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屡教屡犯的多得很，劳改几年放出来以后继续犯罪，而且更熟练、更会对付公安机关了。对这样的累犯为什么不依法杀一些？还有贩卖妇女、儿童，搞反动会道门活动，屡教不改的，为什么不依法从重判处？当然，杀人要慎重，但总得要杀一些，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但是对于严重的经济犯、刑事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④
邓小平还是一位外交天才。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他突破了毛的思想与做法。对于全球能否继续保持和平，他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在谈到中国对解决地区冲突与内部冲突的态度时，他主张用和平的手段加以解决，而不是一味地强调革命；在谈到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时，他主张“对外开放”，而不是自给自足。他也放弃了列宁主义的一些观点，指出南北双方建立经济关系，不但不会引发战争，反而会造成彼此的相互依赖，促进双方的友好合作。
虽然，在1978年以后的几年当中，邓在口头上依然支持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但从他分析问题的方法与行动看，他对这一理论的兴趣越来越淡了，到了最后，他甚至不再提及这一理论。他的谈话更像某个正宗的西方外交家的传统观点。他说，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交往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和增加自己的财富。
邓小平认为，8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依然来自苏联。但这种威胁已不是入侵中国或使用原于�